随着我国央行数字货币试点工作的逐步推进，公众对其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尤其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是权力在数学上的映射，谁能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谁就能撼动美元霸权。此外，受国际局势紧张的影响，公众对SWIFT的潜在制裁威胁也有很大的疑虑，为此希望借助DCEP摆脱对SWIFT的依赖。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理性、准确地认识央行数字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市场上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最大期待在于DCEP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并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目前的跨境支付存在周期长、费用高、效率低等问题，比如当前的一笔电汇通常需要2-5个工作日到账，在手续费上通常收取汇款金额千分之一的手续费，外加150元的电讯费；而基于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不仅可以提高跨境转账的速度，而且降低汇款的手续费（在不考虑监管的情况下）。其次，目前央行数字货币采用松耦合账户设计，因此用户在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时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即可进行转账支付，这对海外处于贫困偏远地区的民众，以及缺少传统金融基础设施（银行）的本国民众具有很高的吸引力。基于以上优势，如果海外民众均采用DCEP进行跨境汇款或交易支付，将提高人民币在贸易结算领域中的使用量。

但也应当认识到DCEP定位在M0，其主要面向小额零售场景，并且根据账户类别在支付时具有金额和时间上的限制。在当前日益发达的国际贸易中，采用M0实现“钱货两讫”（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模式在逐渐减少。外商更多地是采用各类贸易融资模式（如保理、福费延、打包放款、出口押汇等），在这过程中基于信用而产生的货币，属于M1，M2甚至M3的范畴，仅仅依赖DCEP并不能实现交易，同时需要本国发达的金融市场给予支持。而且一个国际化货币，必须在贸易和金融交易的结算和计价中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然而，DCEP仅仅面向小额支付场景，所以人们在贸易领域很难采用DCEP进行大额支付交易，这也限制了DCEP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结算中发挥作用。

在当前我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情况下，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上面有限制是必然。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只需要DCEP即能实现人民币的跨境自由流动，这还需要我国在国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包括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货币可兑换性及资本管制的开放。

目前很多观点认为DCEP的推出将有助于我国摆脱对SWIFT的依赖，这种说法有待商榷，这需要我们准确看待SWIFT及当前的国际清算体系。

目前国际清算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各国主导的本国货币的跨境清算系统，如美国的CHIPS（美元跨境清算系统）和我国的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是各国统一共享的国际收付电讯运行体系，如SWIFT。SWIFT（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是一个国际银行间收付信息电文标准制定及其传递与转换的会员制专业合作组织，为会员单位从事跨境收付清算业务提供快捷、准确、优良的电文传送与转换服务。因此，SWIFT是一个多币种的电文处理系统，是国际清算体系中的电讯通道，而非支付系统。在实际运行中，SWIFT与各国的跨境清算系统相连，才能实现跨境支付。以美国为例，美元的跨境支付结算，需要SWIFT同CHIPS，以及美国另一支付系统Fedwire（美元大额支付系统）相连，由SWIFT提供电文交换，CHIPS进行轧差清算，最终通过Fedwire完成结算。央行数字货币本质上属于支付系统一类，而非电文处理系统，所以DCEP无法取代SWIFT。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涉及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多方面，并非仅依赖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广泛应用就能实现。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根本取决于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科技实力形成的综合国力，不会因为货币的载体发生变化就能改变。要真正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还需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推动利率、汇率等市场化改革、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DCEP确实在跨境支付上具有优势，甚至在未来随着DCEP在支付时间和金额等限制上的逐步放开，将推动人民币在贸易和金融交易结算和计价上的国际化。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提高我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综合国力。如果仅仅将人民币国际化寄托于DCEP在跨境支付领域的优势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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