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下半年起，曾经被誉为“生态氧吧宜居城市”的广西，被公认为是中国南派传销的根据地。出租车司机会这样问：“您是来‘旅游考察’的呢，还是来找亲人的？”在当地的哥眼中，这些风尘仆仆的外地人无非有两类——被骗来做传销的，或是来劝说陷入传销组织的亲友回家的。   　　中国传销现象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从最初的“西装传销”到曾经的“连锁经营”，再到如今的“资本运作”，十多年间，它已经脱胎换骨，披上了现代金融运作的“画皮”。第三代传销以宏观调控、北部湾开发的名头，开始了所谓的“纯资本运作”。据介绍，全新的“1040工程”虽然披上了光鲜的资本运作外衣，但金字塔模式、多层级发展下线等元素被逐一解构后，除了资金投入更大外，与传统传销模式并无二致。“每人一次性投资6.98万元，次月即返还提成1.9万元(实际出资5.08万元)。然后发展3名下线并提成，每个下线再往下发展，以此类推。当下线发展至29人的时候，就可晋升老总，每月支取高额工资，直到赚够1040万元便出局，结束一轮‘资本运作’。”   　　然而，面对如此高风险，被亲友以各种理由诱骗至北海的外地人，仍有70%以上选择相信，其中还有大量“三高”人群和各种社会身份较高的人员：军官、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导演、演员、科学家……   　　“若说没有怀疑过，是不可能的。”可在满大街书报亭里假冒的《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体验经济》等非法传销刊物上，清一色红彤彤的封皮上印着中央领导人的照片；宣传的DVD里，自治区领导和上线老总比肩吃饭喝酒，“政府支持”这4个字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   　　人们有说，北海常住的20多万外地人里90%以上都是做传销的，可能有些夸张，但如果说北海常住的外地人里有一大半曾涉足传销，应该比较靠谱。反传销人士李旭曾说：“传销从诞生之初就坚持一个原则——不允许本地人参与。美其名曰是国家限制，实则是，一来因为诱骗外地人更有地利人和优势，二则更利于与当地形成利益同盟和无形的妥协。”因此，北海这个城市的伤与痛也和传销密不可分。   　　而法律对传销打击的力度，也十分有限。至2009年2月28日前，中国刑法并没有专门就传销行为定罪，执法、司法部门一般是以非法经营罪论——传销者通过非法诈骗所得超过5万元可定罪。如果按以往北海3800元/人的“连锁销售”模式计算，要给一名传销人员定罪，必须找到13名下线提供证词供指证。然而，传销多以亲友诱骗为主，多数人不愿亲自指证。   　　200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2013年5月，最高检跟公安部发布“追诉标准二”，要求对“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案定罪必须符合“下线发展3个层级、30个以上下线”的标准。而这无疑又给基层办案增加了难度。   　　2009年，这场以三高人群为主体的高端传销体系——广西北海亿元传销大案宣布告破。46名被告人以非法经营罪领刑，被判处8个月至4年不等有期徒刑，被并处或单处罚金。“不过有些人不出来走动，有些人离开北海，并不代表他们就不做传销了。”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把部分传销组织驱离北海，而非让他们覆灭。   　　北海，已经被打上“传销大本营”的烙印，未来的发展着实堪忧，然而下一个“北海”又会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