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银川8月11日电 题：赵作海被曝身陷传销迷局　“经济邪教”为何屡禁不止？

　　新华社记者张钦、何晨阳

　　一个备受社会同情、曾含冤坐牢11年的“杀人犯”赵作海，在平反1年后却在宁夏贺兰县身陷传销的泥潭。传销，猖獗数十年的“经济邪教”为何屡禁不止？老实本分的老百姓如何竟执迷一夜暴富的骗局？

　　11年冤狱刚平反又陷传销陷阱

　　赵作海，这位年近60岁的河南商丘农民，曾因冤假错案被判处死缓，坐牢11年至2010年才平反，获得国家赔偿款及困难补助65万元。时隔1年，他与妻子李素兰到宁夏贺兰入伙传销，越陷越深，还把国家给的赔偿款也搭进去了数万元。

　　宁夏新消息报记者铁志平说，今年7月，赵作海无意中透露自己在宁夏贺兰县进行“资本运作”，后被媒体曝光，赵所说的其实就是传销。

　　据了解，赵作海参与的传销组织祭出“西部大开发”的大旗，号称“扶贫工程”“人力资源项目”“秘密工程”，入伙每股3800元，按照“五级三进制”呈几何级数拉人头。最终入伙者出局，实现从打地铺到住别墅的“人生飞跃”。

　　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传销组织，并非新鲜事物。据记者调查，早在2008年，这个传销组织就渗透到宁夏固原市。传销者从河南、安徽、湖北、江苏等地涌入这座小城，不仅使当地传销蔓延，还曾引发绑架杀人等违法犯罪活动。经过几年的重拳打击，这个传销组织在固原市渐无藏身之地，却又“转场”到贺兰县。

　　“传销组织鼓吹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重大工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掩人耳目的谎言。”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说。

　　8月9日，记者来到宁夏贺兰县太阳城C区赵作海夫妇租住的楼房，反复敲门无人应答，房内毫无动静。记者多次拨打赵作海夫妇的手机，均在关机状态。贺兰警方调查发现，赵作海夫妇已离开贺兰县暂避风头，但不知其去向。

　　有知情人称，赵作海的一些同乡抱怨赵作海的“名人效应”毁了他们在贺兰的传销生意，催促他赶紧离开。

　　“马蜂窝”驱而不散　定罪量刑取证难

　　赵作海平反不到1年，又执迷不悟陷入传销，再次暴露出传销惊人的蔓延势头。

　　宁夏工商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说，如今传销已遍布全国各地，从最初的实物传销，逐渐演变为网络传销、集资入股传销等各种形式，出现花样繁多的变种，不仅更加隐蔽，还更加智能化。

　　而且，传销者的结构也在悄然变化。过去，传销者以农民居多，而记者在宁夏走访发现，近几年当地发现的传销者中，拥有大专、本科等高学历的人在增多。云中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极容易被传销组织那套“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的成功哲学击中。

　　记者调查发现，传销在隐蔽发展中形成两条灰色利益链。一条利益链是传销者。他们被洗脑后梦想一夜暴富，加之投入了全部积蓄，因此面对执法人员，常常非但不领拯救之情，反而躲躲闪闪，甚至进行围攻。

　　另一条利益链是衍生于传销行为周边的人群。传销者的聚居造成租房需求量大，当地租房价格水涨船高。据贺兰县政府介绍，去年以来，当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屋出租均价从每年5000元陡涨到今年年初的1.5万元。房主虽然清楚传销者的底细，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却并不会举报。

　　受此影响，打击传销行动掌握线索不易，深挖犯罪更难，极易陷入“捅马蜂窝”式的境地。不少传销者遣而不返，驱而不散。记者从宁夏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宁夏2009年至2010年共遣返、驱散涉嫌传销人员6935人，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今年第一季度，宁夏遣返的涉嫌传销人员已与2010年全年人数持平，捣毁传销窝点数同比上升800%左右。

　　“打击领导组织传销犯罪活动也面临着取证困难的难题。”贺兰县公安局副局长陈清说，为加大打击“经济邪教”的力度，《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领导组织传销罪的新罪名。但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构成这一罪名须同时满足传销者属传销组织三级以上“经理”和发展“下线”30人以上等要件。

　　“"上线"与"下线"多半是亲友关系，"上线"被抓，"下线"随即逃往各地，找到30个"下线"难上加难。”贺兰县公安局政委韩闽学说。

　　统计显示，宁夏公安机关2009年至2010年刑事拘留涉嫌领导组织传销的头目104人，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却只有36人，被法院判决有罪的人数更少。

　　反传销需建常态化机制

　　我国近年来加大打击传销力度，先后通过《禁止传销条例》《刑法修正案（七）》等法律法规，但传销依然屡禁不止，全国各地均有发现，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显得更为突出。

　　对此，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分析，传销者多为农民，他们集中一地，需要大量租房，东部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同时近年来对传销打击力度较大，传销的空间被大大缩减。与东部大都市相比，中西部地区房租较低，成为传销者聚集的新目的地。他认为，中西部地区应当进一步构筑、健全防范、打击传销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

　　目前，贺兰县已针对当地严峻的传销形势展开为期3个月的专项行动，对县城92个小区进行网格式清查。众多来自外地的传销者纷纷离开贺兰。贺兰县的租房均价已从年初的1.5万元，下降到目前的1.1万元左右。在县城唯一的火车售票点，每天都有上百名操有河南、安徽口音的人排队买票。

　　宁夏工商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局局长云中认为，当前打击传销“运动式执法”色彩仍然浓厚，当务之急是建立常态化的预防和打击机制。各地应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通过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方式摸清底数，建设无传销村社、无传销县区，以举报奖励方式鼓励全民参与打击行动。

　　“遏制传销蔓延还亟待建立、健全跨区域协调机制。”云中说，传销人员户籍所在地应根据特殊的地缘、人缘优势，对最有可能被发展成下线的亲友等人进行重点预防和提示，传销者被遣返后也可及时进行教育。

　　然而，目前传销者发现地与户籍所在地信息互通几近空白，遑论协调合作。固原市曾尝试向传销人员集中的地级市发出协作函，却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传销组织的攻心术、洗脑术非常精细，而反传销宣传却停留在挂横幅、发传单上”。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杨魁说，加强传销者的教育既不专业，也很缺乏，亟待组建社会化的反传销宣传公益组织，帮助传销者“脱毒”。

　　杨魁进而认为，传销组织近年来不断生出不少变种，手段更加隐蔽，与之相比，法律法规对传销的界定显得比较模糊，应当进一步加以厘清，便于实践操作。

　　此外，他认为，传销近年来呈现智能化的新特点，有些传销组织成立智囊团，专门研究洗脑的法门，钻法律的空子，并制定应对公安、工商执法的对策。与之相比，打击传销的执法力量在专业程度上还有待提高，对传销发展规律的系统研判也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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