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争地则无攻。

——《孙子兵法·九地篇》

2017年4月3日，9:00。悉尼，达令港，国际会议中心。

这是ISO TC307（国际标准化组织区块链与分布式账本技术委员会）的首次全会，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标准化组织和企业都已经积极响应并准备了提案的项目，准备在这次会议中大显身手，同样，中国区块链标准也迎来了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

与大部分国际标准化组织不同，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是以国家成员体为单位的，这意味着在全体会议上，参会代表的发言代表了整个国家成员体的意见。

ISO的会议流程、规则性非常强，有清晰的规定流程、规范运作。从早上九点一直开到晚上六点，按照拟定的会议议程一条一条过。

会议才刚开始，与会的各欧洲代表团便展示出强大的主场气场，就各大议题开启了激烈的争辩，期望第一时间参与到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中去。

技术名称和描述都要达成共识，每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利益的缩影。

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Technology？

DLT是用全称还是用缩写？

应该用单数形式Technology，还是复数形式Technologies？

各抒己见，据理力争。

这些代表深知，主导了标准意味着拥有了话语权，即使全球前十大科技公司里没有欧洲企业，即使本土互联网公司占全球数字平台总市值不到4%，但只需一直身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掌控着游戏规则，不仅不会在数字时代掉队，还能自信其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以及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场合中有默契、有共识，没人可以轻易打破他们制定的规则屏障。但过去几年，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面孔，开始出现在国际标准化的会场上，发出“中国声音”。

国际标准江湖暗战不断

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连续高速发展了十多年后，开始朝国际竞争力的价值链上游前行，从资本出海到产品出海，再到技术出海、服务出海。在这过程中，也愈发感受到主导和参与国际标准的必要性。

得标准者得天下。正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原主席张晓刚所言，要想成为全球企业，必须重视标准。未来在数字经济当中，如果你不能成为标准的主持者，那就意味着是别人制定游戏规则，你来执行。

近年来，在ISO中无论是中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还是中国承担的秘书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过去互联网企业较少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初入这一新战场时，中国互联网人发现自己从应用层面的“优等生”变为了标准上的“小学生”。

某互联网企业标准化专家马亮对此感同身受，在和ISO各国专家面对面近距离交流的那几年里，他时刻都能感受到中西方在国际标准舞台上的差距。

ISO的流程和游戏规则，基本都是欧美牵头制定的，欧美的专家对各种规则、流程、谈判技巧非常熟悉和擅长。他们中很多人长达数十年专注于标准化工作，因为长期投入而参与建立起来的权威性和人脉，让他们在会场上极具气场。

他们的本土优势也非常明显。马亮发现，欧洲各国代表之间联系紧密，每年都会在一起召开多次会议，互相熟悉对方的语言和套路，交流无阻，见面时熟门熟路地打招呼、拥抱。“欧洲专家极易达成共识，当时欧盟成员国有28个，这意味着他们在ISO中可以比较容易地拿下28票。”

国际标准会议现场。图片来源：智东西

标准制定中蕴含着巨大利益，各国代表寸土必争。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视频标准负责人李翔，曾对媒体描述过这样的场景：像美国高通、德国HHI等团队一次会去十几个人，有人专门分析别人的弱点，有人专门强调自己的优点，“这在我们只有一个人甚至不到一个人去完成。”

不过，这种局面已经被证明过可以扭转。蚂蚁集团高级标准化专家左敏此前在通信领域工作了十年，见证了中国通信行业从标准化领域的“小透明”，一步步打下全球通信标准的半壁江山。

遥想当年，2G网络全程建设都大幅依赖国外设备进口，从基站到手机，莫不如此。在3G国际标准制定之时，中国力排众议，一定要提出TD-SCDMA标准，以期在3G标准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国家工信部的助推下，最终TD-SCDMA标准，成为3G三大国际标准之一。

2007年11月10日，北京国际通信展上的TD-SCDMA产业联盟展台。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此后，中国通信行业一路高歌猛进。4G时代，中国拥有了更大话语权，全产业链的整合度和研发实力大幅超过以往，成为4G国际标准的大赢家。5G时代，来自华为的5G专利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其主导的5G现行技术标准成为了国际标准。

华为5G芯片组亮相贵阳2019书博会。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还在通信行业时，左敏去参加国际标准化会议，常常发现中国代表占了一半。中国代表的实质性贡献也在不断加强，在2017年ITU（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个标准化会议上，整个欧洲只提交了13篇文稿，而她一个人就提交了12篇。

通信行业在标准化战场上的勇猛精进，如今也开始在互联网行业身上上演。

2015年开始，中国互联网企业纷纷开始引入标准化专家，有些还成立了标准化团队，负责统筹对接国内、国际各种标准化机构，蚂蚁是其中之一。

左敏加入蚂蚁后，尝试推动的第一个ISO国际标准是针对移动金融服务的远程开户（eKYC）技术， “蚂蚁的eKYC技术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拿下这个领域的国际标准，对我们拓展国际市场很重要。”

然而起步阶段左敏就犯了难。由于对ISO的规则、流程不熟悉，团队想要完成提案却无从下手。国内能和ISO打交道的“老人”寥寥无几，在国际标准制定的舞台上，中国互联网人还是太“新”了。

2018年，腾讯的视频标准负责人李翔带着视频编解码提案，亮相JVET国际标准会议时也有同感。一些外国专家听说他们来自Tencent，开玩笑说“more than Tencents”。“这当然是善意的交际，但也说明当时确实没什么人听说过腾讯”。

好在ISO的规则虽然繁复，但是公开透明，可以靠集中学习来补短板。左敏不但做了长时间调研，还专门到 “金标委”借调工作了一个多月，在这个对口ISO TC68（金融服务技术委员会）的国内镜像组织里，她了解了专家们的工作方式、

2019年5月，法国巴黎，ISO TC68年会。

这一天，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互联网企业代表，左敏上台介绍了蚂蚁代表中国提出的eKYC标准提案。半个小时的答辩时间，左敏做好了被各国代表“吊打”的准备。因为当时，eKYC还是一项过于新的技术，还没有国家在这个领域发起过国际标准立项。

ISO TC68金融服务技术委员会年会现场。 图片来源：左敏提供

会上，一些专家确实担心这项技术还不能很快达成广泛共识。但意外的是，更多国家的专家表达了强烈兴趣，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左敏说那天她说的能顶“平时半年说的话”，“这个提案如果晚大半年，估计就没那么多挑战和疑问了。”

左敏和外国标准化专家在一起。 图片来源：左敏提供

左敏指的是新冠疫情。2020年起，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传统金融机构和电子钱包纷纷引入蚂蚁的eKYC技术，以迎头赶上开户从线下转至线上的变化。迄今为止，这项技术已经服务了超过一亿东南亚用户。

2020年，孟加拉国一度封国，孟加拉一百多万女工在家用手机在线开户，通过本地钱包bKash领到了工资和政府补贴，这背后正是来自蚂蚁的eKYC技术。 图片来源：左敏提供

所幸，会上拍板了eKYC这个技术标准可以开展立项研究，并成立了一个研究组，开启预立项的漫漫路。

由点及面，中国互联网企业就这样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徐徐拉开了新的竞争篇章。

蚂蚁集团迄今主导和参与制定了近40个国际标准，并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10余个工作组担任主席；腾讯主导和参与了文化娱乐、零信任、游戏、区块链等领域的国际标准；百度牵头参与了多项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的全球标准制定。

中国互联网企业拿下越来越多全球“首个”：首个隐私计算一体机国际标准、首个零信任国际标准、首个区块链数字藏品国际标准、首个安全多方计算标准、首个区块链隐私保护标准.....

“在ISO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在角落默默无语的场面，已经在改变。”左敏说。

得标准者得天下

也许有人会疑惑，国际标准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其实，标准化在支撑产业发展、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显露，从衣食住行，到文明经济，标准为各行各业有序运转提供了丈量的“尺子”，既关系到国际交往，也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标准化意味着市场有序。疫情初期，儿童口罩因为标准不一，佩戴时会出现密封性差、防护效果不理想等情况，是《儿童口罩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的出炉，让口罩生产商可以“对标”生产。

上海进博会，美国口罩厂商展台。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图片网

互联网产业的标准也与普通人息息相关。上文曾提到，腾讯音视频实验室宣布正在参与制定音视频编码标准VVC，如果得以推行，可以让用户观看视频节省一半流量。对于用户的直观感受是，新标准下，同等画质文件占硬盘体积减少一半，同等体积画质大幅提升。而对于视频服务商来说，网络带宽以及服务器成本都下降。新标准的推行既提升了用户体验，也惠及了行业上下游。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标准在国际竞争、贸易往来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继产品竞争、品牌竞争之后，标准竞争成为一种层次更深、水平更高、影响更大的竞争形式。正因如此，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标准化工作，纷纷将标准化工作拔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以来，以美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控制和争夺国际标准化制高点，力图主导和参与重要的国际标准制定，以便在国际贸易上掌握话语权。从A4纸尺寸，到楼梯的阶梯间距，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标准，很多都来自德国，凭借严苛的标准与适配的落地，德国制造布满全球，赚的盆满钵满。

如果将标准与专利技术捆绑，更易保持竞争优势。过去，中国因标准受制于人，补交学费的故事还历历在目，需警钟长鸣。

90年代家用DVD风靡一时，全球市场需求达4000万台，国内生产厂家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国际标准和专利更寥寥无几，皆是“山寨”或直接照搬国外的技术。好日子在2002年春节前后被中断，数千台DVD先后在海关被扣押。毫无还击之力的中国DVD企业，拿不出任何筹码去应对，只能对所有谈判条件言听计从，按台缴纳专利费。故事的结局是，DVD制造商不断合并、关停，一步步地沦为了海外的代工厂。

在“抱团”中缩小差距

在全球国际标准化的战场上，左敏感受到了中国代表在国际会场上互相帮衬，越是艰难，越是要拧成一股绳的可贵。

资历深的专家对会议流程、规则更熟悉，后生晚辈英语交流更顺畅。老专家帮后生“避坑”，后生为老专家提供语言上的帮助，成为会上会后常出现的一幕。

左敏就曾经被提醒避开了一个ISO规则上的“大坑”。在eKYC标准预立项阶段，有外国专家建议她改申请“TS（技术规范）”，整个编制流程比“IS（国际标准）”简单得多。

左敏做了功课，并请教了几位国内的资深专家，发现技术规范虽然好申请，但影响力远低于国际标准，某一技术路径的国际标准全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而技术规范却可以有很多个。于是，左敏拒绝了这个建议。

“好在有老大哥的提醒。如果当时申请了‘技术规范’，现在想再去申请‘国际标准’，还得重新走流程。”左敏说。

过去几年，在数字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上，中国产学研“组团出海”已然成为新趋势。今年2月，首个区块链数字藏品的国际标准在国际电信联盟立项，便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腾讯、蚂蚁集团、北京邮电大学、之江实验室等机构共同提出，类似合纵连横的“抱团”将成常态。

中国代表还常常与亚洲国家的代表“抱团”。某互联网企业标准化专家马亮说，碍于语言上的鸿沟，中日韩代表在国际会议上常常是“难兄难弟”，跟欧美专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但这几个国家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经常会相互支持。对应ITU，有专门的中日韩协调会议；对应ISO，也有定期的亚太成员协调会议。

马亮一直和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的几位专家保持着密切沟通，有时会跟他们开一对一的电话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和一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专家互加了

“ISO是一个极讲规则的地方，但同时也是一个讲人情的地方。”马亮说，“这些非正式的交往，对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起到了很大作用。”

算下来，一个国际标准从最初的提案到正式发布，平均需要历经两三年的时间，而ISO标准的编制周期会更长。这个“和时间做朋友”的节奏，对于强调出拳要快的互联网公司而言，需要忍受时间的考验，正视差距，跟上头部队伍。

在这方面，欧美团队是前行者。以德国为参照，德国的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一，中国的人口占了百分之十八。但国际标准化制定的注册专家数，德国有三万人，中国仅有一万人。

差距不仅体现在专家数量。ISO首任中国主席张晓刚在中国科协年会上指出，过去五年，中国是全球公认的在国际标准化领域贡献最大的国家。但截至2020年，由欧美主持和主导的国际标准数量占到全球标准数量的90%到95%，而中国则为1.8%。赶上，需要时间。

正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王蕴韬所言，每个技术标准的背后，都需要长期的技术投入、资金支持，以及固定的专业人才配置和国家的顶层设计，这些都是打赢国际标准战役必不可缺的硬实力。

（应受访者要求，马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