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技术手段不断提升、社会消费理念和方式更新，社会上涌现出了网络直播、直播带货、数字营销等新兴业态。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印发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包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无人经济”、共享生产等。

新经济带来新动能，税收新增长点日益凸显。近期，31个省区市密集“晒家底”发布当地财税账本，2021年各省份财政收入总体呈现恢复性增长，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多地税收新增长点。从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公布的数据来看，除了零售、房地产和建筑业等行业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新办涉税市场主体进入现代服务业和新兴行业。

与此同时，由于部分经济新业态在法律层面尚无法定性，因此也在税收方面产生一系列新难题、新挑战。尤其是新兴业态从业者偷漏税现象频繁发生，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秩序和分配公平。

如何加强对新业态从业者群体的税收监管？财税体制该如何适应经济发展过程中新旧动能、新旧格局转换？税制改革如何更加有效发挥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当下中国亟待破题的一道难题。

之一：流量经济：税收新宠多“逃犯”

半月谈记者 朱丽莉 林光耀 吴燕霞 潘晔 刘宏宇 印朋

去年以来，网红经济涉税案件频发，引发舆论对网红主播等高收入群体偷逃税问题的强烈

网红主播偷逃税数额巨大，避税成业内潜规则

谢俊是一名全职视频博主、“腰部网红”。广告作为谢俊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两种渠道：一是通过短视频平台自身的广告平台与品牌方接洽并签约，短视频平台作为“中间商”对接双方需求，把需要拍摄的广告以“任务”形式派发给对应的博主，并在结算时代扣个人所得税；二是直接和品牌方签约，一般来说客户会要求个人所得税从博主的收入里扣，到账就是税后收入。“我记得有一次签了一个总价5万元的广告单，个人所得税交了几千元，还挺心疼的。”谢俊说。

谢俊透露，一些大的视频博主、主播通过成立公司，将这类收入以营业收入等方式计算，进而避税，在行业内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潜规则。“现在很多从业者认为这是一碗‘青春饭’,是‘挣快钱’。网红更新迭代的周期很快，很多人都怕自己某一天就过气了，因此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希望在足够短的时间内挣尽量多的钱，早日‘退休’。”

2021年底，知名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案件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经税务部门核查，其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税务部门对薇娅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事件一出，引起一片哗然。

网红“雪梨”、林珊珊同样涉嫌偷逃税款，分别被追缴并加收滞纳金6555.31万元、2767.25万元。2022年2月22日，广东省广州市税务部门依法对网络主播平荣(网名：驴嫂平荣)的偷逃税款等行为进行处罚，对平荣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0.6倍罚款，共计6200.3万元。

侥幸心态作祟

广西自媒体人王大为(化名)是一位数百万粉丝账号运营者，多年来带领公司团队进行短视频制作更新、网络直播带货，兢兢业业打造个人社交品牌。在他看来，网红偷漏税现象接连曝光，反映出两方面问题：一是部分主播、网红收入过高且复杂，收入性质界定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二是这类新兴行业从业主体大量涌现，并呈现野蛮生长态势，税务部门对部分主体和平台监管不到位不及时，两者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有效沟通方式。

“一些公司和主播税务法律意识淡薄，不少人抱着侥幸心态，不仅不重视诚实报税缴税的问题，还变着法子改变收入性质以少交税，只想着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多少，没有把社会责任、带头回馈放在心上。”王大为说。

一名传媒公司经营者透露，公司除了签约主播等业务，也提供线下传媒相关的业务，由于线上签约主播相对灵活，劳务合同也不一定完善，加上主播流动性很大，相关部门要严格监管公司雇佣的主播人数并不容易。因此在缴税方面，部分传媒公司对线上签约主播的收入并未足额缴税，签约主播们也抱着侥幸心态。

在监管中增强敬畏之心

网络直播行业并非税收监管盲区，要通过改革创新手段，推进行业规范与发展，破解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监管难题。

“网络直播从业主体不断增多，要净化网络空间税务乱象，必须多方推进改革创新，包括网络进驻、加大税法宣传等，从而修补漏洞，减少从业者暗箱操作偷逃税的可能。”王大为认为，一旦纳入监管范围，相关从业者的敬畏之心会得到增强，自然不敢偷逃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表示，针对流量经济的税收规范监管，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未来促进社会公平的相关法律政策执行力度将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

之二：平台经济征税有多难

半月谈记者 刘宏宇 潘晔 印朋 林光耀 朱丽莉 吴燕霞

“平台经济实际上正在改变中国的微观经济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杜创说。

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新的业务模式、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的行业划分标准日渐不适应。同时，平台经济将部分有形商品和服务转变为数字形式进行销售，使商品、劳务和特许权变得难以区分，税务问题更加纷繁复杂。

平台经济税务问题纷繁复杂

如何准确界定企业的行业归属和适用税率，如何判断企业能否适用差额征税政策等，变得越来越缺乏确定性，这往往造成税务机关和企业对同一业务产生不同见解。

首先，平台经济的税收征管理念尚不完善。

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将平台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前来落户的平台企业不辨真伪，一律大力欢迎。税务机关对平台经济市场主体办税手续进行优化，但缺少对平台税源进行相应的监控和审核。部分平台企业浑水摸鱼，开展虚假业务，出现平台爆雷、增值税发票虚开频发等问题。

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税务机关受传统经验影响，对平台经济这个集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制度创新于一体的新经济新业态认识不足。在长期积累的税收征管方法和手段难以适用于平台经济的情况下，税务人员难以及时转变税收征管理念、应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税收征管，导致有的税务机关对前来落户的平台企业不论真假一概拒绝，与地方政府迫切发展的愿望相违背。显然，忽略了风险防范的宽松管理方式和“一刀切”拒之门外的管理方式都不可取。

另外，平台经济不同纳税主体税费负担不均。

平台经济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让大量自由职业者(自然人)成为平台服务的提供者，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共同创造价值。因此，参与平台经济的市场主体，能否一视同仁享受同等税收待遇，对平台经济能否规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90后小高是一名全职写手。她每月写小说保底稿费大致在2000～3000元，漫画剧本文字改编的收入大约2000元，这些稿费均是平台扣税后发放。部分平台写手众多，酬劳有高有低，平台自主扣税很难监管。

冷剑(化名)是一名在线剧本杀App主持人，与他一起加入该平台的剧本杀主持人有十几位，大家以揽活多少、人气高低差异化竞争，收入不一。“平台当然要抽走一部分钱，一个好本的顺利运转，不仅要靠主持人，还有背后写本的、测试的、美化的、维护的等所有人共同努力。”

平台经济税收征管机制亟待完善

目前，税务机关对区块链技术的运用还不够广泛，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与平台经济市场主体相关的涉税信息数据，难以对平台经济实现深度监管。

一方面，平台经济本身具有的交易隐蔽性强、交易过程难追踪等特点为税收征管带来了极大挑战；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目前鱼龙混杂、难辨真伪的发展现状也加大了税务机关的监管难度。

部分平台企业没有信息系统支撑，只是简单地把线下业务“人工”搬到网上，或从其他平台技术性导入相关信息。部分平台企业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商业交易，业务的合同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票流等信息，不能逐一匹配，业务真实性经不起检验。因为自然人暂不能申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平台企业无法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采取大量现金交易，在平台之外到处找票、开票虚抵进项，或者要求税务机关核定征收所得税。部分平台企业为了获得更多财政补贴，人为制造虚假交易，虚开增值税发票，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此外，平台经济的相关税收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滞后。

截至目前，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平台经济税收征管问题的规定存在较大空白，增大了各级税务机关落地执行和平台经济实现税务合规目标的难度，不利于平台经济长远平稳发展。

强化平台增值税发票管理

规范平台经济增值税发票开具。从税收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彻底解决平台企业进项税额抵扣不足、合法扣税凭证取得难问题，以及平台内经营者增值税发票开具问题，有效降低平台经济市场主体实际税费负担。

准确划分业务类型，规范发票开具行为。针对采取劳务转售方式赚取差价的业务，平台企业向平台内经营者购买服务时，可代为向税务机关申请，向企业代开增值税发票，购买方为平台企业，销售方为平台内经营者。针对撮合业务，平台企业提供经纪代理服务，平台企业可为平台内经营者向税务机关申请，向劳务购买方代开增值税发票，购买方为劳务购买方，销售方为平台内经营者、劳务提供方。针对平台企业外购劳务业务(非平台上)再转售的，劳务提供方自行开具发票。

允许不同等级的平台内经营者合理享受税收优惠，满足其多样化税务需求。对月销售额未超过15万元的平台内经营者，可酌情允许其享受一定程度的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免征增值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除外)。对月销售额15万元或季度销售额45万元以上的平台内经营者，因其销售额已超过现行免税标准，可委托平台企业向税务机关申请代为领用发票。对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的平台内经营者，需要自行申报、自行领用发票。

精准辅导平台企业，强化增值税发票管理。保障合规平台企业正常经营所需的合理发票数量和版面额度，支持合规平台企业使用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列支成本费用。对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建议以增值税发票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对提供低于500元的小额零星业务，如注册会员的，可将内部凭证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合法凭证。

之三：共享经济挑战“以票控税”

半月谈记者 林光耀 朱丽莉 吴燕霞 印朋 刘宏宇 潘晔

国家信息中心2月22日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36881亿元，同比增长约9.2%。该报告认为，2021年，共享经济平台企业之间竞争更加激烈，一些行业进入新的整合期，一些领域出现新一轮“洗牌潮”，已经积累了一定用户规模的平台企业在向多元化场景、多元化商业模式拓展。

共享经济快速壮大和市场格局急剧变化，给现行税收征管体制带来了新挑战。

共享经济出现新一轮“洗牌潮”

“2021年7月是共享出行领域市场格局变化的重要时间转折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院长孙宝文表示，各网约车平台纷纷推出新的市场策略，一大批二线网约车平台以各种方式加强推广，在司机、乘客两端投入大量资金补贴，加速进入不同城市。

在知识共享领域，音频内容产品越来越引发公众

2021年，字节跳动旗下番茄小说推出“番茄畅听”、

2021年4月，共享充电宝头部企业怪兽充电上市，街电与搜电正式合并，市场格局出现新的调整。共享充电宝领域竞争将不断加剧，头部企业优势进一步强化，品牌效应更加凸显，尾部品牌生存和发展面临更大压力。

在点评App搜索关键词“共享自习室”，仅在杭州一城就有近100个结果。投资人胡嘉濛认为，共享自习室为都市人提供了个人成长的空间。“现在想要找个安静阅读和思考的地方太难了，所以就萌生了做一个专注于个人成长的共享空间的想法。我们提供新客户体验卡，另外还有中长期会员卡，我们的目标是在开业半年左右做到整体上收支平衡。”

对于共享自习室的运营前景，胡嘉濛持乐观态度。“涉及个人成长和私人空间的共享型经济是近几年的一个趋势，而且市面上的产品和服务也在逐步地更新换代。我们对这个细分领域有信心，也对我们精心打造的共享自习空间有信心。”

针对共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持续推进，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共享经济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相关部门还将针对网约车、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发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采取更精细化的治理举措，特别是税收方面，以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共享经济税收治理难点多

首先，共享交易相关税收制度不完善。

共享交易一般是在线上进行，线上交易打破了地域限制，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税收管辖权的范围。传统征税模式下，纳税主体一般在固定场所进行交易，其产生的增值税等税收，均在交易所在地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纳税主体继而在交易地承担纳税义务。由于共享交易没有固定场所，一切交易均可在虚拟网络上进行，税收征管难度也相应较高。

在共享经济中，对某些交易行为难以确定其是否应该征税，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产生了明显影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传统征收方式下，在进行税款征收时，需要确定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和性质。但在共享经济下，个人所得报酬的形式具有多样性，无法真实有效确定收入性质。

如共享经济中的“网约工”，从其工作性质看，其与平台方既可能形成雇佣关系，也可能是劳务关系或合作关系。如果无法准确界定其报酬性质，也就无法确定按照何种税收制度进行课税。

其次，纳税主体信息获取难。

税收治理首先需要明确治理对象，即纳税主体，但在共享经济下确定纳税主体的难度较大。税务机关在共享经济交易活动中参与度不高，无法获取真实有效且全面的交易信息，信息的不对称使税务机关无法获取纳税主体的完整信息。而且，共享平台进入门槛较低，许多个体从业者根本没有进行相关的税务登记，在发生相关交易时，税务机关很难找到交易人。共享平台的交易活动具有虚拟性特征，经营者的收入基本上是动态的，税务机关无法根据虚拟的交易活动以及动态收入确定纳税主体。

再次，“以票控税”面临挑战。

“以票控税”是实体行业普遍应用的征税手段，但“以票控税”在共享经济中却难以适用。

“以票控税”必须明确纳税主体，如果将纳税主体归结为消费者，则消费者应取得全额支付发票。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消费者的直接交易对象是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同时，供应商没有开票环节，自然也就逃避了纳税义务。

“以票控税”以资金流、发票流、货物流来验证发票真伪，“三流”一致才能证明发票真实。在资金流方面，共享经济下，资金支付渠道多样且全部为数据形式，税务机关利用现有技术手段难以有效判断资金流与实际是否相符。

在发票流方面，企业与个人的网络交易信息主要以电子数据呈现，发票的比对方式只有数据核实，无法进行实票(纸票)识别，导致发票业务双方的主体虚拟化，单凭一组开票数据无法确认纳税人业务的真实性。

在货物流方面，企业或个人购销货物具有高流量、高周转的特点，加之物流行业经营比较复杂，多数企业采取与个体从业者挂靠经营的方式，不开票或不用票的物流运输经营者随处可见，这也加大了税务机关核实货物真实性的难度。

最后，风险识别难度大。

税收治理的基础信息获取主要是通过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等方式，同时采用人工录入的方式进行保存。但在共享经济下，数据信息量巨大且难以采用人工方式获取，有效数据和无效数据难以区分，严重影响税收风险管理过程中的风险识别。

共享经济呈现出长尾经济、协同经济等特点，驱动发展要素主要以数据为主。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传统风险识别模型对共享经济税收风险难以有效识别，加大了税务机关税收治理难度。

完善共享经济税收治理制度

——完善税收法律法规。

要对共享经济的行业归属和收入性质制定明确的法律规定，以正列举方式，明确存在争议的业务活动，对纳税主体进行准确界定，修订数字经济活动发生地的认定标准，重新界定属地管理规则，简并不同货物和服务的增值税税率、扩大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的征税范围，从根源上解决因税目、收入性质划分不清造成的税收争议和税负不公问题。

同时，制定统一的身份认定标准，充分发挥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的媒介功能，使其承担起连接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与共享经济主体之间的责任。还要完善第三方共享经济平台委托代征机制，规范税收治理秩序，明确电子商务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代扣代缴义务。

——健全信用管税体制。

所谓信用管税体制，就是建立“信用”贯穿交易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环节的新型信用治理机制。

在创新事前环节信用管理方面，要积极开展守法诚信教育，建立健全信用承诺制度，鼓励纳税人主动作出信用承诺，提高税法遵从度。

在加强事中环节信用管理方面，要全面建立纳税人信用记录，完善纳税信用综合评价制度，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的动态管理机制，大力提高信用监管质效。

在完善事后环节信用管理方面，要推动部门合作，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认定机制，深入开展失信联合惩戒；要借助数据和平台支撑，充分披露违约、违法信息，为特定纳税主体的信用情况“画像”，全面落实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信用机制。

——建立协同共治机制。

要建立税源控管共享机制，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制定区域综合治税和财源网格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夯实税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要建立联合惩戒管理机构，与金融、不动产管理、公安、财政等部门成立联合办公机制，搭建联合征信系统，加强纳税失信信息交换，针对纳税人的偷逃骗税行为，面向社会定期公布。

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税务部门自己的平台治理规则，将税收征管制度和治理需求嵌入其中，推进财、税、业一体化，压缩税法不遵从空间，减少税款流失。

之四：数据资产征税成为世界性难题

半月谈记者 印朋 潘晔 刘宏宇

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建立于传统工业经济基础之上，对数据资产的特性及其发展趋势考虑有所不足，这导致数据资产与传统生产要素之间的税负差距较为显著，造成了税负不公现象。

随着数据资产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数据资产税收流失也较为严重。因此，作为可以产生价值并能带来收入和利润的数据资产，是否应该征税、应该在哪些环节征税、税基和税率应该如何确定等问题已引起税收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

我国数据资产交易课税有三难

第一，数据资产的税基确定难。

目前数据资产交易大多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属于关联交易。而很多企业的数据资产关联交易价格往往偏低，甚至不收取费用，或者价格偏高以实现避税目的，导致数据资产税基很难确定。

对数据资产征收所得税时，与形成数据资产相对应的费用往往很难确定，常常出现费用难以或无法扣除，抑或过度扣除的情况，因此数据资产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存在困难。

不仅如此，不论是在增值税征收环节还是在所得税征收环节，数据资产税基的评估确定方法都存在局限性。

由于数据资产是动态的，不但其时效性较难估计，其使用期限也不易确定，进而导致其未来收益期限长短较难确定。尽管我国已出现诸如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等数据交易机构，但受限于交易平台的不成熟，无法提供大量、全面的交易参考数据，数据资产交易频率较低、种类较少、规模不大，尚不足以形成公允的市场价格。

第二，数据资产的税率确定难。

数据资产很难找到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如何设计合理的数据资产课税税率，以更好促进数据资产和交易发展，是目前数据资产交易课税中的一大难点。

第三，数据资产课税征管难。

作为可以生产、加工、流通和利用的数据资产具有通用性、虚拟性、外部性、交易性和价值性等特点。数据资产交易往往与其他资产交易混合交织进行，难以明确区分。纳税人在一项交易中同时涉及数据资产和其他资产，其交易行为应当如何缴纳税款，是否应分别核算其应税收入，分别核算时如何准确计量数据资产的交易价格和经济效益，数据资产的成本及其价值增值、所得数额该如何计量等，这些都对数据资产课税的税收征管提出了挑战。

数字经济下新税制尝试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高级研究员姜跃生指出，如何应对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收规则的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

新加坡实行“聊天报税”，纳税人可通过与机器人对话实现便捷报税；智利使用电子文档开展税务审计，生成预警信息；阿联酋运用大数据快速退税……

中国已经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智慧税务建设蓝图，将以发票电子化改革为突破口，以税收大数据为驱动力，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积极推行“非接触式”办税。

为了应对大型跨国数字企业转移利润、侵蚀税基的行为，也为了保护本地中小企业，部分国家针对互联网企业开征数字服务税(DST)。法国对提供数字接口服务、定向广告服务、传输以广告为目的的用户数据服务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英国对搜索引擎服务、社交媒体服务、在线市场广告服务征收2%的数字服务税，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等国也对在线广告服务等征收3%～7.5%不等的数字服务税。

目前的数字服务税还很“粗糙”，远不具备税法的严谨和规范。如法国将数字服务税称为“GAFA税”。数字服务税只给出了大体框架：以互联网企业为纳税人，对互联网服务收入征税，采用比例税率，规定了起征点，等等。数字服务税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标志着知识时代数字经济新税制开始萌芽，它带来了世界税制改革的新曙光。

由于数字经济偏离乃至脱离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依据的“物理存在”“单独实体”“独立交易原则”三大利润分配原则，因此，只能全力推进以无实体的应税存在、全球单一实体、适当公式分配为特征的新征税联结度和利润分割方法。如果国际共识达成，这将开启国际税收规则百年未有之巨变，对跨国投资、国际经贸格局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姜跃生表示，中国既是资本输入输出大国，又是进出口额全球第一的贸易大国，国际数字税收新方案聚焦跨境活动所产生利润在国家之间的分配，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拿出中国的态度立场和应对之策。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22年第4期

原标题《新业态倒逼税制改革》

来源： 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