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教我如何下棋，如何思考”

1977年，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角落里，赵长鹏的故事开始了。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父母皆是教师，但他的父亲，赵盛凯，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打成“走资派”知识分子，这个标签给他带来了无尽的苦难。被迫离开城市生活，下放到偏远乡村，在那里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那时农村的学校简陋而稀缺，教室内仅有朴素的石桌，这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十分常见。冬天时，学习的条件更是艰苦。在这种环境中，赵长鹏不仅体验了贫困的生活，也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求知识的力量。

十岁那年，赵长鹏和家人离开了乡村，搬到了合肥，这是一个小城市，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所在地。这个新环境，对赵长鹏来说，犹如一片知识的绿洲。在这里，他的世界开始发生变化。赵长鹏经常坐下来聆听高年级学生的辩论，他们讨论的话题从校园生活到政治议题无所不包。这些高年级学生有时还会教赵长鹏下象棋和围棋，通过这些游戏，赵长鹏不仅学习了策略和思考，也逐渐开拓了他的视野。

赵长鹏回忆：“那些人教我如何下棋，如何思考。与比我大七到十岁的人一起，使我的思考方式与同龄孩子有所不同。” 在这样的环境中，赵长鹏的思维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他不仅学会了批判性思考，也学会了如何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984年，为了寻求更好的未来，赵盛凯离开中国，远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五年后的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发使得赵盛凯再次感受到政治动荡的威胁。为了家庭的未来，他决定带领全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开始全新的生活。在申请签证时，赵长鹏回忆道“我记得加拿大大使馆外面的队伍有三天那么长。我们不得不轮流在夜间守在队伍里保持我们的位置。”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赵盛凯继续他的学术旅程，攻读地球物理学博士。这个决定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学术追求，也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教育环境。

多元文化中的谦逊成长

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赵长鹏的青少年时期与众不同。他就读的高中是一个种族融合的缩影，这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背景。尽管与许多亚洲同学为伴，赵长鹏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的同学们大多来自经济更为发达的香港和台湾，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赵长鹏有着显著的不同。

赵长鹏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与其他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他回忆说，香港的孩子们追求品牌和时尚，而台湾的同学虽然同样富裕，却展现出了更为谦逊的态度。这些经历使赵长鹏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别是他从台湾家庭中学到的谦逊价值观，这在他之后的生活和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长鹏的父亲，赵盛凯，是他的技术和学术导师。他花费巨资购买的IBM 286电脑，不仅是赵盛凯研究的工具，也成为了赵长鹏编程学习的起点。在这台电脑上，赵长鹏不仅学会了编程的基础，更是启发了他对技术的兴趣，这对他未来创办币安和开发交易系统的技术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赵长鹏在高中期间的工作经历也对他的性格塑造有着重要影响。他不是为了尝试新鲜事物或满足父母的期望而工作，而是真正依赖这些兼职工作来维持生计。从雪佛龙加油站到麦当劳，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独立性，也培养了他对工作的敬业精神。

尽管后来成为加密货币领域的重要人物，赵长鹏从未忘记他的起点。他公开分享自己在麦当劳工作的照片，展现了他对过去的尊重和对谦逊价值观的坚持。这种态度与加密货币界某些人的浮夸和炫耀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温哥华的日子里，赵长鹏的生活虽然平凡，却充满了色彩。他作为排球队的队长，参加加拿大全国数学竞赛，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高中生活，也为他未来的领导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奠定了基础，并且得到了“冠军”（Changpeng 和 Champion 发音相似）的绰号。这段生活，对赵长鹏来说，不仅是成长的阶段，更是形成他个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赵长鹏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为他日后在全球舞台上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富爸爸，穷爸爸

1995年，年轻的赵长鹏告别了温哥华的温和气候，迁移到了3000英里外的麦吉尔大学，踏入了讲法语、冬季寒冷刺骨的蒙特利尔。这座城市的地下隧道仿佛预示着赵长鹏即将走上的迂回而曲折的人生道路。

在麦吉尔大学，赵长鹏的学术生活并不引人注目，他从生物专业转到了计算机科学，一种从与人打交道转向与代码对话的转变。学院生活似乎过得平静，他的空闲时间多花在滑旱冰和与朋友共进越南粉上。夜晚，校园的计算机实验室成了他的避风港，初级的苹果台式电脑见证了他对编程的初步探索。

然而，正是在这里，赵长鹏开始显露出他那天赋异禀的才华。1999年，他与教授杰里米·库伯斯托克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学术论文——一个在当时尚未广受关注的前沿话题。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咖啡馆里，库伯斯托克回忆说，赵长鹏是他研究生研讨会上唯一的本科生，这份特别的身份和他的聪明才智让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赵长鹏阅读了一本改变他一生的书——《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通过两个父亲的故事揭示了努力工作与创造财富的不同路径。读后，赵长鹏开始质疑父亲关于找到体面工作的传统观念。他开始渴望拥有自己的企业，而不仅仅是追求职业上的尊重。

赵长鹏的父亲是一位具有非凡才华的地球物理学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GeoTech公司工作期间，他与地球物理学家让·勒高一起工作了六年，创造了令人难忘的成就。正是他编写的原始代码，使得GeoTech能够利用软件创建地球物理数据的三维反演，这成为了工程师们极为宝贵的工具。即使多年过去，公司至今仍在使用他编写的用户手册。勒高认为，赵盛凯完全有能力在学术界或商业界取得巨大成功，但他的谦逊和专注于工作本身阻碍了他走向更高的职业高峰。

赵长鹏回忆，父亲每天都会在实验室或家中的台式电脑前钻研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全神贯注于他的学术研究。然而，由于历史的巨大变迁和作为移民的身份，赵盛凯始终只能在学术界的边缘耕耘，无法享受到如果他生在不同时代或地点本可以获得的声誉和成就。

赵盛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直强调努力学习和获得体面工作的重要性。《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改变了赵长鹏的思维方式，他开始意识到，尽管专业上的尊重很重要，但物质财富同样不可忽视。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弃学业，投身到职业生涯中去。

2021年，赵盛凯在多伦多因白血病去世。提到父亲，赵长鹏的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惋惜，仿佛让他回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赵盛凯一生沉浸在他的实验室和电脑世界中，这使他错过了儿子排球比赛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我是排球队的队长，每周都有两场比赛，但我的父母从未观看过一场。”赵长鹏回忆道。

在这种背景下，赵长鹏开始反思富爸爸和穷爸爸之间的共同点——对工作的全神贯注。即便是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而言，这种专注也是有代价的。赵长鹏担心，在他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中，他可能会不自觉地重复父母的“疏忽”。“我确实有这种特质。”他承认。

向上海进发

2000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暑期实习结束后，赵长鹏选择了不再回到麦吉尔大学。尽管许多媒体错误地报道他为麦吉尔大学的毕业生，但事实上，赵长鹏是在完成学业之前就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的数学和编程能力很快在金融界得到了认可，尤其是在纽约，他为彭博交易公司开发期货交易软件，展现了他的技术天赋。

然而，即使是东京/纽约这样的金融中心，也无法满足赵长鹏日益增长的野心。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东移，上海成为了新的商业焦点。他决定重回中国——十多年来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

当赵长鹏于2005年抵达上海，这座城市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它的活力和商业机遇与加拿大温哥华的宁静完全不同。赵长鹏的归国，恰逢这个国家科技黄金时代的来临，随着国内科技公司和行业领袖如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的崛起，他看到了无限可能。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赵长鹏在上海迅速取得了成功。2005年，他与其他几位外籍人士共同创立了Fusion Systems，一家提供高频交易系统的软件即服务（SaaS）公司。在Fusion Systems，他不仅运用了自己的数学和编码技能，还学会了“像销售员一样思考”，利用他的海归身份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桥梁。

然而，2013年一场深夜的扑克游戏，彻底改变了赵长鹏的命运。在这场牌局，他遇到了中国顶级的比特币传教士李启元和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风险投资家曹大容，他们向赵长鹏介绍了加密货币的世界。赵长鹏全力投入，他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公寓，投资100万美元购买比特币（市价600美金），但在接下来一年的熊市中亏掉了一半。

“我是将CZ带进Crypto交易的人”

这位未来的亿万富翁在2013年离开了Fusion Systems，首先加入了加密货币创业公司Blockchain.info——早期主要作为跟踪比特币交易的网站——担任技术负责人。一年后，他被聘为OKCoin的首席技术官。

赵长鹏能进入OKCoin是受到何一的邀请，而大家绝想不到的是，何一在后面会成为币安的联合创始人，以及赵长鹏的人生伴侣。理论上来说，何一作为加密货币先驱的地位早于赵长鹏，后来她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说到，“即使不考虑个人关系，我也是将 CZ 引入加密货币交易业务的人。”

1986年，何一出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偏僻农村里，父母都是教师。当同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时，何一已经早早地上了小学一年级。童年时期的何一是孤独的，这种孤独让她有更多时间在家里看书，看爸妈的各种书。可以说，何一多少有点早慧，她不光喜欢看书，而且考试基本都是第一名。2006年，20岁的何一在北京读心理咨询专业在职研究生，准备考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但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于是又进入一个朋友所在的大学担任班主任。2012年，做完老师之后的何一遇到了人生的转折点，一个做编导的朋友建议她去试试做主持人。神奇的是，何一在一众模特，演员和主持人中脱颖而出，被选为旅游卫视《美丽目的地》和《有多远走多远》的外景主持人，跟着节目组走遍了全国各地。后来她又去了北京卫视做《北京新发现》的主持人。

2013年11月，比特币价格刚站上1100美金，OKCoin交易所也刚刚开业，准备在春节时做一个发比特币红包的活动。当时OKCoin交易所的投资人麦刚找到何一，问她能不能帮OKCoin发一个红包，在朋友圈里免费宣传一下。彼时，何一还不知道比特币是什么东西，她随即上网搜索了一下比特币。一番了解过后，何一觉得比特币太神奇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帮他们发了红包。也因此进入了OKCoin成为副总裁，负责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

那时她已经作为旅游节目主持人而闻名，并在真人秀节目中担任评委以宣传OKCoin。何一回忆说，同年（2014年），她聘请赵长鹏担任首席技术官，因为他在工程交易系统方面的经验丰富，且有包括在彭博新闻社母公司 Bloomberg LP 的工作经验。赵长鹏和徐明星都有技术背景，但两人常常因为决策逻辑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产生分歧，于是，赵长鹏在2015年离开了OKCoin。离开公司后的赵长鹏，与OKCoin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撕逼事件，最后两方处理的结果也不太体面。在一篇长达1600字的Reddit帖子中，赵长鹏详细介绍了在徐明星的指导下，公司利用机器人提高交易量、伪造准备金证明和不透明财务的情况。作为回应，徐明星指责赵长鹏伪造学术资历并进行其他欺诈行为。

何一夹在中间感觉很为难，遂选择了离职。

因为有两年竞业协议的存在，何一无法加入加密货币相关的公司，于是在凯鹏华盈基金投资经理张灵的推荐下进入一下科技担任副总裁。一下科技的名气在当时如日中天，旗下开发了一直播、小咖秀和秒拍等明星产品。彼时，宋仲基凭借《太阳的后裔》火遍了中国，宋仲基的影响力以及他背后庞大的粉丝群体，是众多直播平台所觊觎的大蛋糕。何一在众多直播平台中抢下了宋仲基的合作，让一直播一跃成为头部直播平台。

谁是陈光英

离开OKCoin后的赵长鹏成立了比捷科技，比捷科技是另一家软件即服务公司，为交易所和交易平台提供软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比捷科技的技术成为了30家中国交易所的基石，后来还成为了币安的动力来源。

陈光英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赵长鹏早在2010年就认识了陈光英，彼时她正在赵的一个朋友的酒铺工作，为赵长鹏在上海举办的“扑克之夜”供酒。随后陈去了一个大型商业银行做后台管理，负责HR，会计和日常工作。

2015年，比捷公司成立时，赵长鹏找到陈光英，问她是否愿意加入公司做后台管理的工作。因为当时团队成员基本都是工程师，而中国政府对外商独资和合资企业（赵长鹏为加拿大公民）有诸多限制，顺势让陈光英成为名义上的法人要方便很多。

陈光英同意了这个安排，并逐渐赢得了赵长鹏的信任，在日后成为币安的金库守门人。但谁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安排，在整个加密行业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光英的名字出现在比捷科技早期的文件上，币安的反对者便抓住了这个机会，散布一种阴谋论，称陈光英可能是比捷科技乃至币安的秘密所有者，甚至福布斯为此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在后来的博客文章中，赵长鹏写到，“陈光英和她的家人一直是媒体和网友的骚扰目标，如果我知道这会对她的生活产生如此大的负面影响，我就不会要求她做当时看来无害的事情。”

2015年的加密货币仍然处于深熊，但另一场郁金香似的狂热正在“邮币卡”领域上演。投资者被所谓的“邮票老师”和“财富顾问”诱导进入投资聊天室，投资于这些看似有潜力的收藏品，结果却往往以巨大的金钱损失告终。虽然比捷科技并未直接参与这些邮票诈骗，但他的技术却在无形中助长了这种欺诈行为的蔓延。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警觉。2017年初，政府迅速出台新规，限制了这些无节制增长的数字平台。到了当年8月，大量邮票和收藏品交易所被迫停业。比捷科技的大部分客户都倒闭了。

数字游民

由于在OKCoin的工作经历，赵长鹏了解整个加密货币交易所以及整个行业运转的逻辑，开始考虑自己开一家不涉及现金、专门进行数字资产交易的公司。不跟金融机构扯上关系，前同事Ver认为这样就可以降低风险和规避监管。与此同时，加密货币价格的大幅上涨吸引了数百万新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并在行业内产生了一种新的融资模式-ICO。

2017年6月24日，赵长鹏开始着手币安的创建，并筹集币安币的ICO 。BNB总量2亿，其中1亿用于ICO，8000万由团队持有，持有的BNB会锁仓，逐年释放，最后的2000万由天使投资人持有。赵长鹏约何一吃饭，并给她看了币安的项目白皮书。7月，赵长鹏创立币安，邀请何一入伙。她帮助重写了 ICO 的部分白皮书，同意加入，至此成为币安联合创始人和CMO。

原以为只做币币交易，不碰法币交易的交易所可以规避监管，但币安在中国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早在2013年，中国就首次限制银行处理加密货币交易。为了遏制资本外流、打击金融诈骗以及更紧密地控制国家金融体系，2017年9月4日，中国当局禁止了首次代币发行（ICO），并开始关闭加密货币交易所。为应对这一举措，赵长鹏在几周内秘密而紧张地将200多个阿里巴巴服务器上托管的数据迁移到亚马逊网络服务和其他的服务器上。这项工作取得了成功，赵长鹏和其他币安员工迁往了东京，结束了他在中国作为企业家的12年生涯。

赵长鹏和他的币安，从一开始就似乎注定要在全球金融监管的边缘舞蹈。他们喜欢在政府监管之外运营，这种方式使得他们难以在任何一个国家长期定居。

2018年，一场由伪造的谷歌广告引发的诈骗事件让数不清的客户失去了他们在币安的资金。尽管币安并未直接对这些损失负责，这一事件却引起了日本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他们要求币安注册为正式的交易所，这对赵长鹏来说，显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条件。因此，他决定将他的加密帝国迁移到马耳他，那里的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对加密货币持开放态度，欢迎相关业务的落户。

然而，币安在马耳他的时光同样短暂。最终，币安宣布将不再寻找一个物理的总部，而是选择了一种无总部的运营模式。这种去中心化的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似乎连赵长鹏自己也在有意识地避开网络，仿佛他与他的帝国一样，成为了一个没有固定地址的全球化的存在。

“我们不只是在防守，而是为行业而战”

2017年，早在币安成立之初，赵长鹏就开始接触红杉资本，8月的谈判中，红杉为币安定下了5亿元人民币的A轮估值，并按此估值计划投资6000万元人民币，占股10.714% 。8月25日，双方达成了投资意向书（Term Sheet），并于9月1日签署合同。同一时间，红杉同意将向币安的日本分公司提供价值约3000万元人民币的过桥贷款。在双方签署的这份意向书中，双方将进行排他性合作，对融资进行进一步谈判，排他性合作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1日，共计6个月。

然而三天后的9月4日，形势突变，中国当局禁止了首次代币发行（ICOs），并开始关闭加密货币交易所，币价大跌。当时整个市场一片绝望，交易所清退的清退，项目还币的还币，国家政策导致红杉对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信心不足，这种情况下红杉必须重新衡量是否该继续投资币安，所以就一直没打款。

没过两周，比特币开始绝地反弹，加密货币迎来全面牛市，币安在这个过程中单凭手续费和上币等费用就赚了很多钱，于是币安也不着急了。12月14日，币安对红杉提出，现有股东、天使投资人认为红杉在A轮融资中给出的估值偏低。同时，币安接触了另一家投资者IDG资本，后者愿意以4亿美元B轮估值进行投资。12月17日，红杉试图向币安给出一项新提案。但在12月18日凌晨，币安方面告诉红杉，现有股东和创始人不太能接受这份新的提案。

12月27日，红杉单方面向香港法庭申请了一项禁令，禁止币安公司跟其他投资者进行谈判，香港法庭批准了禁令。币安对禁令提出了抗议，认为红杉单方面申请禁令是在滥用诉讼程序。这是币安和红杉的第一回合，结果是：香港法庭批准了禁令。币安被禁止与其他投资人进行谈判。直到2018年4月，这个事情发生变化，币安的辩护是“与IDG洽谈的为B轮融资，并不在跟红杉签署的A轮融资范围内”。香港高等法庭在一审判决书中宣布将撤销禁令，但这个事情直到18年年底才正式敲定，这也意味着币安将可以继续与投资者进行融资谈判。此为币安与红杉之间的第二回合，币安获胜，但付出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

出于对红杉行为的不满，2019年6月赵长鹏将红杉告上法庭，索取赔偿，并在twitter一口气发了近10条帖子：

1.仲裁庭驳回了红杉的所有诉讼请求；

2.我赢了，案件非常具有破坏性，禁令使其无法在2017年底为币安筹集资金，而这是市场的关键时刻；

3.此前，禁令和红杉对其的严重指控被公之于众，但由于仲裁是保密的，我无法公开为自己辩护。

4.香港法院后来确定红杉在获得禁令方面的行为是滥用程序。去年年底，仲裁庭终于确定红杉的所有索赔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5.红衫中国为此共承担了240万美元的相关法务费用，但却败诉了。我即使在赢得诉讼后，也不被允许将结果公之于众，因此必须反诉以公布结果。

6.我自己需要先垫付77.9万美元的法律费用，最终由红杉支付。这对于大多数企业家来说是无法做到的。大多数企业家也无法在即将被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为他们的创业公司获得额外资金。

7.许多初创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风险投资公司所采用的不公平条款或做法，尤其是一个非常着名的风险投资公司；

8.我们不只是在防守，而是为行业而战；

9.幸运的是，对于如今的企业家来说，现在还有其他选择。欢迎人们使用基于区块链的筹款活动。

面对业界顶级的投资机构红杉资本，赵长鹏并未退缩：“我觉得现在的话语权应该是在创业者的手中。现在好的项目，好的团队是绝对不会缺钱的。”最终，赵长鹏非但没拿红杉的投资，甚至连IDG的投资也没有拿。

人生的分叉线

在2020年至2022年初的加密货币繁荣期间，赵长鹏和SBF是这个领域的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背景和经历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最显著的是，他们都是学者家庭的子女。然而，赵长鹏的父亲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但一直是大学界的边缘人物。相比之下，SBF则是斯坦福大学两位法学教授的儿子，拥有学术界最高层次的资源和环境。尽管起点相似，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SBF被指控挪用用户资金等一系列欺诈罪行，最终进入牢房。而赵长鹏主动寻求与监管部门的和解，承认违反了美国反洗钱法，缴纳罚金，辞去CEO职位，进一步增加币安的合规化（美国监管部门并未指控币安挪用任何用户资金，也未指控币安进行任何市场操纵。）。

“我犯了错误，我必须承担责任，”赵长鹏在社交媒体平台 X（前身为Twitter）上写道，“这对我们的社区、币安和我自己都是最好的。”与此同时，赵长鹏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作者注：本文根据公开信息写作，未经当事人审阅，如有错漏之处，请联系作者 @hicaptainz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