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深圳的区块链创业浪潮汹涌澎湃。在这样的背景下，G某与Y某这对技术搭档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他们注册成立科技公司，高举“区块链+金融创新”的大旗，启动了“空间侠”项目——一个以USB代币为核心，号称结合“虚拟地产”与“空间共享”的平台。项目确定后，G某、Y某安排公司员工X某对接技术公司开发“空间侠”APP，并由Y某提供技术支持、资金归集通道以及“USB”虚拟货币的发行，Z某和C某则主要负责“空间侠”项目的宣传与推广。S某作为区块链领域的前辈，出于对年轻人在区块链领域创业的支持，受邀在项目启动大会上发表关于区块链领域发展前景的讲话。

2019年空间侠APP上线，会员可以在APP上购买“空间”，“空间”可以产生“USB”获取收益。为了吸引新会员，他们还设置了静态收益（空间租金）和动态收益（推荐收益）等多种收益模式。2020年3月，因“空间侠”平台“空间”价格趋于饱和，新会员入金减少，平台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之前老会员的收益。面对这一困境，G某、Y某提出以出售智能家电方式继续吸引会员入金。为了规避平台法律风险，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将原有的多层收益模式修改为“直推两层收益”加“团队奖励”，并联系技术公司开发推出“空间侠”2.0版本。2020年8月，“空间侠”2.0 版本上线，平台要求新会员加入必须购买小米设备作为购买“空间”的前提条件，继续通过设置静态收益、分享奖、节点奖、超级节点奖池分红等收益方式，吸引老会员发展新会员。

2021年5月，“空间侠”项目被公安机关查获。公安机关认为G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最初发表“区块链领域发展前景”讲话的S某也被牵连在内。起诉意见书中提到，“空间侠”平台的注册会员总数279051人，实名审核通过人数38012人，最大层级195层，共计收取传销资金折合人民币1亿余元。

2022年，北京维企律师事务所的贺祖来律师接受了S某的委托，担任其一审阶段的辩护人。当时，S某已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沟通相对方便。贺祖来律师经过多次与S某深入交流，并仔细查阅案卷，通过人物关系图、层级图、时间线比对等方式，对20余本卷宗反复研读，逐步厘清了“空间侠”项目模式的核心规则，锁定了S某实际并未参与该项目的客观事实。最终，贺祖来律师认为S某的行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下了无罪辩护的辩护策略。 

2023年3月，判决书送达。一审判决S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万元，所扣押的财产予以返还。本案共有5名被告人，S某在检察院《起诉书》中位列第4位，其他作了认罪认罚的4名被告人判决的刑期都在5年以上。鉴于S某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了6个月27天，判决出来后，他在看守所又待了三天，刑罚便执行完毕了。虽然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来看，S某确实不构成犯罪，但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无罪判决似乎难以企及，能够实报实销已是实际上的无罪判决。

这个案件有以下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一是没有受害人报案。空间侠项目从成立到被公安侦破，没有一人作为受害人的身份报案。且经过律师阅卷发现，在案所有参与购买USB的会员，均是以“证人”的身份做的笔录。二是与案件无关的其他虚拟货币也被算作涉案财产予以没收。除涉案USB币以外，S某所持有的比特币等其他与USB项目无关的币种也均被没收。三是S某在没有实际参与空间侠项目的情况下，仅在空间侠成立初期作为行业前辈予以新人一些建议，发表了一次关于区块链领域发展前景的讲话，也被认定为了“组织、领导者”。尽管最终刑期“实报实销”，但也是被判处了实刑。四是刑事案件程序“不可逆”。这也是大多数刑事案件共同的特点，刑事诉讼程序自公安机关立案启动，历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终至审判机关裁判，就像一个机器的齿轮滚动着向前推进。程序每推进一环，“无罪”的可能性便缩一分。

“空间侠”案折射出区块链浪潮下创新与法律风险的复杂博弈。G某、Y某等人最初是为了创新发展新项目，却逐步滑向了以“虚拟地产”为幌子的传销式运营，最终在技术包装与资本游戏中触碰法律红线。此案警示从业者：区块链创新的合规边界，不仅在于商业模式的合法性，更需警惕技术工具异化为“击鼓传花”的金融游戏。当刑事程序齿轮一旦启动，法律留给“创新试错”的空间，远比技术极客们想象中更为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