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任务密集，我大概一个月没给父母打电话。在最近一次通话中，发现父亲聊天的关键词换成了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买东西，过了一定时间，消费金额会全部返还给消费者。这种事明显自带传播驱动力，等我听说该网站的名字时，父亲和他身边所有的朋友、邻里都是它的会员了。   　　父亲兴奋地说，你去研究研究吧，这是“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又说，你去搜搜网页，某专家已经给了权威肯定。我泄气地说，不必看了，你答应我不会投入超过两万块钱就行。   　　有什么可“研究”的呢？没有面向公众的官网，只能靠软件私下运作；没有任何正规新闻媒体报道，只有公关团队自己放出来的消息。庞氏骗局的变种披挂上“新经济”外衣，精准定位三线城市和乡镇地区的中老年群体，靠着不断加入的下线给上线的投资止损。这个“模式”像割韭菜一样，没了一茬，又换个花样，再来一茬，但每次都能赢。   　　真的，它们总能赢。数年前，父亲被朋友拉入一个可“投资”的远程教育网站，最终以莫名其妙地花了上万元钱告终。随后，亲戚朋友的口口相传又让他相信一种理疗仪能应对各种疑难杂症，全家每天轮流做“理疗”。现在，他使用的是一种从报纸广告中缝看到的“××神针”，据说每天将几块通了弱电流的布粘贴在若干穴位上治疗，连糖尿病都能治好。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传销、假药、三无保健品、理财骗局甚至邪教盛行的地区和人群都是重叠的。这些现象背后的心理都是同构的，都源于相信财富、健康、精神安宁可以通过偶然发现一次机会而空手套白狼的底层哲学。但父亲的屡屡“中招”，却让我难以如此“刻薄”地评价——他正直又乐善好施，一生没有被人用“贪小便宜”形容过。一旦一个空泛的人群具象化为父母，事情就出现了更细腻的解释需求。   　　就像父母并不能掌握成年儿女的行踪，绝大多数儿女也没有充分了解父母的社交圈子和社交主题，这种疏隔在分散在两地的两代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现实情况是：对分布在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老人而言，如果他要读书，很少有社区图书馆或读书会；要听讲座，也罕有不卖药、不卖理疗仪、不推销理财产品的。能选择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屈指可数，除了广场舞，就是这些以理财产品、“线上投资”、保健品买卖为主题的松散集会。   　　借着这些活动，邻里间有了聊天话题，老朋友间有了聚在一起喝酒的机会。代理商组织的观摩活动变成了邻居一起短途出游的契机，产品推销现场成了休闲和社交的场所。精明的老人会讲述如何防骗；上过当的父母们会诉苦，听朋友们的安慰。这些琐碎的交流构建了他们的社交，使日常生活不仅是对着电视打盹、盼儿女的一个电话，或者是等着孙辈的寒暑假到来。   　　在生日和节日送礼物、给父母订杂志买书，在他们来和你相聚的日子里，带他们去看电影、话剧、主题展览——我相信我们都在这样做。但这些，仍然是外在于他们的生活的，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偶然“脱轨”。在他们自己的朋友圈，保健品、理疗仪和理财产品的讨论是一种“主流”，既生产着生活的兴奋点，又包含着“我们同属一个社群”的社交安全感。   　　所以，在经历了几次花钱买教训的事情之后，我不再倾向于“说服”父亲，而是请他确定一个参与度的上限，并把投入的钱看做是他支付他社交生活的成本。这种潜在向骗子们示弱的方法，当然不是最好的，但对一个整月只给父母打一次电话、全然无力给他们提供新的文化生活的儿女，还有资格居高临下地说服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