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不简单地重复，但总会踏着类似的韵脚。

2021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给侧的拖累作用显现，生产要素流动放缓和供应链成本上升共同导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新供给冲击悄然来袭，并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运行造成重大影响。2021年以来，全球主要商品市场的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截至3月底，原油、沥青、塑料、聚丙烯、动力煤、乙醇、尿素、纸浆、纯碱、铜、螺纹钢、铝、钴、铁矿石和铝合金的价格分别较年初上涨了26%、13%、11%、10%、10%、21%、10%、19%、17%、15%、14%、14%、52%、10%、19%，考虑到同期美元指数升值超过3%，这种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更加体现出基本面的重要变化。

疫情的持续，使新供给冲击正在形成，和四十年前引发滞胀的供给冲击相比，2021年的新供给冲击通过类似的作用机理，给经济发展和全球秩序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挑战。面对挑战，全球政策调控理念迫切需要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供给主义”。

疫情不仅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民生损失，更带来了市场对超宽松政策可持续性和长期效能的深度担忧，这种担忧甚至直接引致了春节之后全球股票市场的深度回调。超常规政策伴随着政策信心流失，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重心与问题核心存在方向性的错配。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是“新供给冲击”，而应对政策却集中于需求侧，这种错配则带来难以破解的结构性难题。

事实上，以油价为核心的供给冲击并非首次出现。20世纪70年代，受OPEC限产的影响，油价两次大幅上涨，不仅带来了通胀和衰退并存的滞胀现象，还引发了主流经济学对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反思和学理革命。然而，和四十年前不同的是，2021年的“新供给冲击”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油价此前长期运行在绝对低位，市场秩序混乱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二是油价短期运行极不稳定，以至于实体经济难以进行成本和价格的有序调整；三是油价长期走势变数太大，这种不确定性给决策带来了两难困境。

2021年的新供给冲击正带来两大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和结构性滞胀。一方面，新供给冲击深度改变了全球复苏利益的分配结构，利益博弈在非理性状态下或向地缘冲突演化。油价急涨带来三种利益转移，一是复苏利益从用油国向产油国的转移，二是垄断利益从低成本产油国向高成本产油国的转移，三是政策利益从汇率稳定国向竞争性货币贬值国的转移。在低油价引发利益再分配的格局下，大国对抗和区域动荡令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另一方面，新供给冲击潜在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全球经济正从全面通缩向结构性滞胀悄然演化。2021年以来，通胀预期上升及其伴随的政策前瞻指引变化已经给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运行造成了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效应，市场信心受创，复苏阴影和政策困境同步显现。由于新兴市场基本面的脆弱性相对更大，长期通胀基数较高且油价敏感性较大，因此，新供给冲击带来的滞胀压力将主要出现在新兴市场。

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冲击曾给全球经济政策带来重大改变，强调需求侧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遭遇“缺乏微观基础”的致命打击，在现实中则面临无法应对滞胀格局的严峻挑战，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由此发展起来。

笔者认为，2021年的新供给冲击也将给全球经济政策带来类似的影响。当前，欧洲和日本都已经使用负利率政策，美国则是零利率，美国和日本的债务率都超过了技术破产线，新兴市场货币则在竞争性贬值方向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超调，全球经济政策在需求侧上的发力已经接近瓶颈状态，而这种凯恩斯主义范式的需求刺激政策已经很难应对新供给冲击带来的复杂挑战。

如此背景下，需求侧政策只能创造条件，而无法根本扭转局面，全球经济政策需要一场供给侧变革。从全局层面看，全球供给侧变革包括：一是加速疫情后全球经济从线下向线上的模式变革；二是将经济政策重心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移；三是借由多边对话机制推动全球治理在新常态下的应时改变；四是通过数字货币革命突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长期瓶颈；五是通过多元化大宗商品定价权来减轻石油美元体系的内生脆弱性；六是增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的沟通与协作；七是切实推进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八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税收激励。

供给侧变革的核心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变革的力度和效果将决定各个国家在全球新格局中的未来。在新供给冲击下，越重视微观基础和供给侧变革，就越有希望尽早走出全球经济弱复苏的泥沼，并在新的长周期复苏中占据主导地位。

（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作者：程实    责编：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