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起点，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突破口。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为企业与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数字经济从助力企业成长、驱动数字化产业生态形成及经济系统的数字化规制与塑造三个方面，促进了经济维度的高质量转型。

2017年《经济学人》发文称个人数据是 21 世纪的新型资产，数据资源的要素属性赋予数字经济强大的发展动力。企业作为个人数据的集合节点，在数据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经典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产业组织中一个封闭的基本单位，企业的边界—交易费用也是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利用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显著的高渗透、高融合特点进行企业内信息融合，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生产资料摄取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海量的交易数据储存让企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若企业将零散的数据归集则会发现，在企业内部数据的形成和利用过程中，沿着数据流的方向会形成一个由核心部门与辅助部门组成的数据循环 。基于此，企业可构建基于各层级公钥和私钥管理机制的内部许可型区块链系统，让信息在企业内实现合理合法共享。一方面，企业通过对数据模式精准度的把握与实时的数据追踪形成分析结果与现实状况的深层次拟合匹配，寻求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建立最有效的预测模型。另一方面，企业利用不同的技术手段连接汇集更多市场主体，不仅对运营流程可以进行全链条式监督和完善，还推动企业外部资源的有效配置，协助企业剔除价值流程中的冗余环节，重组价值链条，改善用户体验，达成企业数据收集、储存、分析、处理及开发利用的目的，以此实现对经营决策的完善与支持。

现代企业的竞争已不再是点与点之间的单打独斗，而是产业族群之间的攻伐。随着数字化与信息化的深入推广，新的数字技术范式推动着产业竞争生态的新一轮变革与创新。今后一段时间，数字化与产业化的融合将向广度与深度扩展。在广度方面，企业通过数字物联网技术与产业内组织的协作联盟实现对环境的快速反应与实物资源的有效配置，为跨区域的生产与协作提供物质条件，产业活动也逐步由原子态的单个企业向生态化、网络化的组织方式转变。在深度方面，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将以区块链系统的底层数字架构为基石，推进各领域新兴技术的熊彼特式创新，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产业组织的基本形态将是企业间以用户价值为出发点建立的跨界合作的数字化生态联合体。针对同一用户涉及的价值网络，产业组织内部将出现多个数字化生态，其核心企业将用户链接、碎片化价值与数据供给相糅合，形成发现痛点—快速生产—扩大规模—转型升级的价值循环新模式，构建多方协作、开放共享且具有可持续性质的商业社会治理体系，以实现共同的价值主张。

从全球产业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我国企业长期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因而亟须从追赶者向领跑者转变。基于此，我国应积极融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顺应工业经济向智能经济转型的发展规律，率先推进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架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适应于数字经济的理论建设与制度蓝本，最终形成理论与制度融合互鉴的高质量发展环境。一方面，应针对传统经济学理论进行数字化革新，探索数字经济基本理论的应然样态，建构由其指导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应基于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发掘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然样态，探索规制数字经济良性发展的制度改革路径。

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基础设施与监管制度的创新性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往往受到投入主体原始禀赋、地区比较优势以及投资历史存量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为了缓解数字技术的锁定效应导致的地区差异加剧，传统的反垄断规制需要在规制范围、规制策略、规制对象等方面进行调整。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以数字化新基建为基石，通过技术赋权，以其强大的“外部效应”，促进企业间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繁荣。因此，针对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间公平性政策研究与制定，推进与之相匹配的适应性监管制度建设，探索企业—政府—公民三方和谐共赢的治理方案，也将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中之重。

16世纪以来，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发展进程及格局，当前新一代数字化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伴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龙头—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低迷的世界经济亟须走上多点突破、多维提升的高质量增长道路。从国内视角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经济建设由“量增”转向“质增”是顺应时代需求的必由之路。在寻求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突破口的道路上，发展数字经济将成为解决诸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