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截至2020年底，全球互联网接入用户超过45亿，占总人口规模的约60%。今天，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全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比如网络电商、直播带货兴起、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等。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及数字经济也构建了以网络、数据与平台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

不过，数字技术越是发达，越是与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契合，无法融入数字化生活的人群，就面临越大的挑战。数字隔离是持续撕裂还是终将得到弥合？数字时代又将如何回应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普遍存在

早在1970年，著名的知识沟假设就已经被提出来。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广泛使用，数字鸿沟成为一个笼统的标签或比喻，用来说明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采纳和使用上存在的差距。实际上，数字鸿沟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现象，从国际到国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

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只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拥有互联网连接。在发达国家中有87％的人口能够上网，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为47％，而在最不发达国家中网络接通率仅为19％。全球共有37亿人无法访问互联网，其中多数来自于较贫穷的国家，但却是这些较贫穷的国家，才更需要互联网技术，比如疫情期间关于疫情信息的分享与传播。

另外，在一些国家，由于设备的成本过高，也使一部分人被锁定在手机所有权之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GB数据（可以播放一小时标清电影）的费用接近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非洲有85％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5.50美元，所以大多数非洲人认为自己已被数字鸿沟所隔离。

除了国际间的数字鸿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数字隔离。以美国为例，有超过6％的美国人享受不到高速网络连接。在澳大利亚，这一数字为13％，甚至还有近三分之一的高收入家庭也没有连接互联网。即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家庭，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网络服务。

微软一项名为Airband的农村互联网项目研究表明，超过1.57亿美国人不能以宽带速度使用互联网。史密斯表示，如果没有适合的宽带连接，这些人将无法开办或经营现代企业、无法使用远程医疗、不能接受在线教育，也不能对农场进行数字化改造或在线开展学术研究。

在我国，信息技术开始向国民经济各产业全面渗透，数字化的发展重心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转移，数字化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但是，第三产业中，农业数字化进程却相对落后、数字化增加值增长缓慢。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与农村地区现有经济活动紧密结合。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出现为数据与资源的沟通、流动提供了便利。然而，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非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同时缺乏成熟的数字消费市场和相对优良的营商环境，导致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较低。这是因为，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以及高技术企业与创新企业会遵循市场规律，自发向大城市、发达地区等高回报率地区转移，这会进一步影响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接入鸿沟到能力鸿沟

事实上，数字鸿沟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隔离，从纵向的发展阶段来看，数字鸿沟将具体表现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能力鸿沟”，其对应的分别是信息的可接入性、信息资源利用能力和欣赏信息价值的能力。

首先，从信息的可接入性来看，信息被转化成二进制数字在计算机、因特网和智能手机之间传递，各种信息工具成为数字信息的载体。信息使用者必须首先要拥有信息工具，对接入信息付费，才能实现信息资源的接入，而与此同时，居民只有具有信息接入意识，才会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信息工具。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7.6%；城镇网民规模为7.48亿人，较2020年12月增长6804万人，占网民整体的72.4%。

此外，拥有各种数字设备是信息接入的前提，但意识到信息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则是影响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用户使用数字设备获取信息的意识强与弱，对其通过数字设备获取信息的最终可能性有着较大的影响。

而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不足，农村居民更加强调基本的生活满足，在数字产品的购买力上及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上远远弱于城市居民。农村的电脑和网络连接较城市缺乏，其在移动电话、数字电视、计算机等数字信息工具的占有率、占有数量、占有时间等方面明显低于城市，使得其信息接入意识也明显弱于城市居民。

其次，是信息技术使用方面的鸿沟，即在信息技术接入之外，还存在着因使用者能力和技能差异而产生的二级数字鸿沟。事实上，简单地访问并不是数字鸿沟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信息技术。

根据网民使用互联网的目的将互联网应用分为信息获取、交流沟通、商务交易和网络金融，而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习惯于通过互联网获得各种时事新闻、经济政治信息时，农村居民大多通过网络从事娱乐活动，仍然停留在听音乐、打游戏、看新闻的阶段。

与电话不同，数字技术的使用是有技能门槛的，一旦因知识、年龄或健康等原因，无法掌握相关技能，就容易出现使用鸿沟。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网约车已经非常普遍，传统出租车也适应大众消费习惯的转变，慢慢转向了网约，以至于一些老人如果不会使用打车软件，将很难在马路边及时打到车。

最后，是信息资源使用质量带来的能力鸿沟。近年来，随着生产生活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这一阶段的数字鸿沟，不再局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层面，而是体现为不同群体在获取数字资源、处理数字资源、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差异。

今天，相比子代而言，受制于传统的生活经验对信息的容纳性不足，亲代信息接收则较为迟钝。这也是在家庭层面数字能力鸿沟所表现出的代际鸿沟，那就是父母和子女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是传统代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

另一方面，在“赢者通吃”规律下，数字化技术先行者从网络效应中获益，与后来者或不掌握技能者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比如，一些与通信讯息技术有关的职业从业人员，因其专业特性与工作要求就会成为数字技术的富有者，如计算机程序员、网络分析师等；白领和企事业管理人员，由于现代办公的无纸化等职业特点也需要经常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进行在线交易、网上办公等；而许多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的职业，例如体力劳动者，在工作中很少使用数字技术，从而成为数字技术的贫瘠者。

对个人来说，如果不能融入数字社会，未来就可能无法分享数字机遇；对企业而言，如果不能被数字红利所惠及，就会在“强者愈强”的格局下遭淘汰。

数字鸿沟有解吗？

数字鸿沟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使得基于数字经济的利益分配趋向不均等化，进而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使用数字技术的各类主体，能够快速数字化其原有的关系网络和拓展新的关系网络，并将这些数字化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新的经济社会资源。而无法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则会因为只能依赖原有的社会资本而被远远甩在后面。其结果就包括个体机会的不均等加剧；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加剧；地区发展不协调加剧以及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数字鸿沟也是推进数字化进程的必然，甚至数字鸿沟的扩大也是难以避免的。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已进入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新阶段，就数字技术的特征与组织架构特点而言，这个阶段所显现出来的一系列撕裂与困局，并不会因单纯技术的演进与发展而缓解。

比如，不同职业之间的明显差异会长期存在，如与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相比，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的数字时代的现代化水平在一些情况下将长期处于较低阶段。随之而来，数字化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也必然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城乡关系、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产业结构与生产组织方式等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协调不同群体的数字化速度，就成为数字时代下回应数字鸿沟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要加快相关机制的完善速度。比如，强化治理主体对新旧数字鸿沟的关注度，基于此加快相关机制的完善速度；明确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等主体职责，基于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合力应对新旧数字鸿沟等。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还要提高网络普及率，利用数字反哺减少因代际而出现的数字鸿沟。且在提升亲代能动性媒介素养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亲代思辨性媒介素养的提升。在运用数字技术优化社会治理时，在方便了大部分人的同时，应有更多的灵活性、足够的选择性。

说到底，消弭数字鸿沟是互联网下半场的重要使命，只有不断弥合各种数字鸿沟，充分实现数字经济的包容发展，才能让数字红利普惠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