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数字经济公社”微信群覃文延、郭銘、猫叔、董晓乐、邓柯、齐新阳、程清寰、简练、云海、郑培强等在5月6日围绕医疗改革，欧元困境等相关内容展开讨论。以下为微信群交流文字纪实。

恢复公有制

在中国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群友分享了一片名为《四位留美经济学家：关于恢复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主体地位的建议》的文章，引起群友对公有制改革以及工费医疗等内容的讨论。

龙白滔：确实有趣。不知道是学术认识到位了，还是政治敏感度到位了。对这种话题，确实是很复杂的问题，要研究透彻并且说清楚，也是很不容易的。

郭铭：提到几条建议，第一条「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应该争议不大，特别是在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其中第二条是「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这个应该就是最近由美国华裔总统竞选人（已退出）杨安泽带热的UBI --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直译)，这个建议国内好像还没有经济学家（或任何人）针对中国提出，比较有意思。

猫叔：政策实施要考虑循序渐进，先从消费券落地。直接发现金，跨度太大。先用小水把渠修好滴灌，到时候顶层水库灌大水就能精准了。

邓柯：我个人不赞同这种直接发现金的财政政策。不养懒人是保证国家活力的重要因素。对社会底层人口的救助，应该更多体现在教育、职业机会和降低必要生活成本等方面。直接发现金有害无益。逐步建立以廉租房为主的低收入人口保障制度，可以大大降低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非常有帮助。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觉得从长期来看，非常有害。公有制和私有制应该处于一个长期互相制衡的阶段，是最好的。对于一些国计民生的行业，推行商业化是不对的，这时候宁可降低效率，也要用公有制来控制。对于有些行业应该开放全面竞争。

董晓乐：全民免费医疗改革，比这个更需要改革的是医疗治疗体系（比如中西医发展等）和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基础服务全覆盖，收费服务按需设置等。国计民生的领域，目前都是国有央企和国企在经营，非主业领域也在进行混合制改革，文中教授的建议基础，令人不解。总的来说，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入。此前市场高度关注美债风险，起因是对方偿债意愿可能恶意反转。而B&R债权风险，则来自偿债意愿弱化和偿债能力下降两方面。两类债务国，很难说哪个风险更大。疫情发展仍存不确定性。

龙白滔：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讨论货币和财政政策，一定要超越自己所在的阶级，一定别老想着自己兜里几个钢镚，否则屁股很容易坐歪。否则和我们经常批评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专家、经济学家没什么两样。要发言也可以，明白自己到底是代表了个人、你所在的阶层发言，还是代表了”公众“发言。

邓柯：我一向认为全民免费医疗和保险是很扯的事情，这是美国和欧洲都踩过的坑，我们没必要再踩一次。欧洲和美国是因为民主政治导致的选票绑架。我们的政治体制比民主政治最为优越的地方就是不容易被短期民意/利益绑架。医疗体系，目前看来，全世界都不太成功，我觉得新加坡的模式可以学习一下。事实上，新加坡的整体治国理念都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放大到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肯定还是要有很多变化和不同。

董晓乐：全民免费医疗，失败的例子很多，比如加拿大。

邓柯：我到过全世界很多国家，我觉得新加坡的医疗体系是最健康的，值得学习。

程清寰：为了公平而免费，往往容易衍生出新的不公平。

邓柯：新加坡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城市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国家，但其在医疗保健领域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新加坡基础医疗设施世界排名第四、预期寿命世界排名第七，而且其医疗保健体系为亚洲第一、全球第六。目前，新加坡已有13家医疗机构获得国际联合委员会品质认证（JCI），占获得认证的亚洲医疗机构的三分之一。新加坡历年医疗费用总额占GDP不低于4%，是美国的1/4、西欧国家的1/2。美国的医疗体系简直是个大毒瘤。欧洲和加拿大的医疗体系由于搞免费医疗，已经到了奇葩的程度。人民群众等着公费医疗还不如靠自己抗过去。

董晓乐：当然各国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免费和收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健康服务全覆盖，基础医疗服务分布式全覆盖。以及医疗治疗体系，疾控体系，应急体系的互联互通和协调。

邓柯：我科普一下新加坡的医疗体系（资料来自网上）”新加坡政府针对医疗保健体制的现实状况，提出了“3M医疗保险体系”，即保健储蓄、健保双全以及保健基金。新加坡倡导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健康负责，首先自付医疗费用，然后是家庭、社区帮助，最后是政府补贴，以保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可控成本的平衡。成本过高，会将低收入者挡在门外；成本太低，会造成小病大医和过度医疗等问题。这一体系的建立在对国民提供高效卓越的医疗服务同时，对控制医疗费用的总支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是全世界少数没有在养老保险上持续亏损的国家。现在全球很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已经变成了一个旁氏骗局。公共资源的提供，一定不能免费或者成本太低，否则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积累到国家尺度上，就算美国也吃不消。

简练：这个确实是，新加坡的医疗费用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合适的。没有过高，美国达到了17%，让人发指，又贵又让穷人怕看病，其他欧洲国家则是老龄化+排队，效率也不太高，达到8%-10%，新加坡5%。俄罗斯这种老龄化的国家，由于福利体系实际崩溃，只占到3%以下。

邓柯：中国和新加坡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权威政府。我觉得未来政治的主流方向会在权威政府和民主政府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权威政府其实很有优势的，民主政府现在看来政策短视和选票绑架是个很大的问题。

龙白滔：古巴的医疗体系怎么样？

邓柯：《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敢给！》

简练：这是一个左派写的“核心问题还是成本。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医疗领域，是要占用人力资源的而且是高质量人力资源，还有很多药物和专家不是古巴这种小国有的，怎么办？古巴医学技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仍然不可能万能”。我印象里北京亦庄有一家奇特的中国古巴合资企业，是医药类的，但水平不了解。

董晓乐：医疗和教育，都需要国家经济支撑，以及配合的国家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参考2018年的文章《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改革的策略和安排都在文中。

覃文延：前面有专家评论加拿大的全民医疗制度很烂的提法那是主观臆想哈，加拿大的全民医疗是目前我见过全世界最好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国再过一个70年也做不到加拿大今天的水平，大家不要幻想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中国能超越加拿大。美国人就是因为羡慕加拿大的全民医疗制度结果学不来，然后说国情，的确是国情。就是学不来。

从欧元困境到数字货币

东生：欧盟和欧元的困境表明，有统一的贸易政策，乃至统一的央行和货币，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还是玩不转。于是一些力量干脆退出。这是不是另外一种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呢？这涉及主权国家的经济边界及其调整。恐怕人类还要在这个问题上来回折腾几十年上百年。

从世界范围来看，远远还没有达到欧洲内部的协调程度。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上，更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法治基准上，差之甚远。在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上）高歌猛进几十年后，出现回潮。不过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可能只是一个旋涡。

要么更向前一大步，搞欧洲统一政府、世界政府。这个难度大，干脆缩回去民族国家这个乌龟壳。欧盟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乃至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一些跨国官僚机构遭人诟病（这也是部分英国人脱欧的一个理由），除了大型科层制组织本身原因之外，是不是也应为缺乏民主代议制以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监督和制裁呢？

前面绕了一大圈，其实是回到数字货币等相关主题。

就是对于Libra之类的，从美元霸权工具、美联储马甲等等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去评价，这个角度是可以的，也许最后就是沦落到这般境地（就像共产国际从最初的高远理想最后变成苏联和斯大林的工具）。但是，无论Libra还是共产国际，乃至基督教，是有提供普世体系的一面。

我不认为这都是策略性功利性的诡计，而是人性的另外一面。Libra的小札，我们的祖师爷马克思，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但都是某种文明的产物，都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一面。

提供普世体系很重要。希特勒干不过斯大林，我猜一个重要原因。希勒特没办法提供一个普世体系。共产国际的理想可以让不同民族的人为之赴汤蹈火。所以希特勒无法整合新占领区。

在全球化回潮的今天说这些似乎不合时宜，但就在几十年前，国人还不是在操心“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解放”么？那时候中国还真的交了一些穷朋友，输出了一些“价值和愿景”。后来花钱更多，恐怕真朋友更少了。

领导（leadership）不是管理和控制，而是影响和感召，核心在于提供“价值和愿景”，否则在社会上不足以成为领导者，在世界上不足以成为领导国家。

邓柯：非常赞同您的说法。欧元区的死结就在没有（且不可能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由于欧元区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却使用统一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

东生：老货币遇到的问题，将来新货币、数字货币也要面对吧。

邓柯：是的，全部都得面对，技术进步绕不开政治和经济问题。

龙白滔：说到欧洲货币的问题，手里有我新书（编者注：《数字货币：从石板经济到数字经济的传承与创新》）的同学可以看倒数第二章——《单一货币：未完成的进程》，就分析了欧元缺乏统一财政政策造成的困境。

量子通信工程

再次引起讨论

群里分享了徐令予的知乎被删帖《量子通信工程走下神坛的原因与真相——京沪量子通信干线开通二周年反思》。

云海：科技也有FOMO, 宁可错投不可错过。应当允许一定的试错成本，在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应该鼓励应用及理论研究，毕竟量子通信并不是伪科学而确实存在的，这种就算错误的投资也比投资水泥钢铁的基建运动更好。很有可能量子通信没搞出来，却无意中发现了量子的另一个特性，这种无心插柳的情况很多见，如果直接给否了，这种机会也就完全没有了。这也说明，中国目前极力把一些高科技进行实用并产业化，比如AI里的人脸识别，目前只有中国大规模把人脸识别产业化，其它国家并没有，相反还设置法律禁止公共场所人脸识别。无人驾驶长沙都已经允许实际上路运营，国外还在发无人驾驶测试牌照，根据DMV测试结果，跑飞并需要紧张干预的情况很常见。对于这些高科技，在未成熟阶段就大规模建设是比较有害的，但是要允许试错性质研究。有限度产业化，其实从中国移动网络的3G历史就可以看出来，大规模建设3G 并不明智，因为它很快被4G代替掉了，存在历史极短，但投资却非常巨大，这些都属于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浪费投资。个人对量子通信的一些浅见看法，见笑了。

齐新阳：也可以说这个钱不烧量子通信，可能烧给其他垃圾了，还不如量子通信。过几十年大对撞机搞出来了，看看烧多少钱。

郑培强：个人认为不能全盘否定量子通信工程，不仅仅只是为了密钥分发。不是这个专业领域，了解不多。量子通信工程或许是国家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类的基础设施，如同互联网基础设施。上面会跑啥应用需要行业去研究。商业化太急确实没有必要。国家太多高层决策东西的思考，我个人认知水平有限。

邓柯：我的观点还是和之前一致：我们对先进技术的投入一定有试错成本，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去肯定和否定这种投入都是不可取的。

参与人介绍

龙白滔，清华大学计算机博士。在金融科技领域有20年工程、技术、咨询、投资和创业经历。曾在中金甲子投资基金、通联数据、埃森哲、IBM等机构任职，曾代表埃森哲担任上交所交易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第一本数字货币理论专著作者。

程清寰，数字经济学爱好者，国学爱好者，中国安全产业协会安全玻璃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董晓乐，德道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国际易学联合会易学应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邓柯，质数斯达克CEO，多年国际清结算市场从业经验，Settlity（环球银通）是为持牌金融机构服务的机构间交易和清洁算区块链网络。

齐新阳，现任湘财证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执行总经理、投资经理，负责量化和FOF业务。关注数字货币及未来数字货币的资产管理业务。

云海，在美国硅谷生活九年，Distributed Cloud YUNFS 系统创始人兼书作者。

郭铭，区块链项目Soteria的创始人,在硅谷担任软件工程师20年,创业孵化投资人。

覃文延，《白话区块链》作者，北美区块链基金会主席。

简练，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家，中信基金会研究员。


                                                                                                              来源：龙白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