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石油生活城，一个有上百栋楼的住宅小区。石油城西侧，一大片石榴园。2017年2月17日5点多，有群众报警，说在石榴园附近发现一名男子倒在路边，看上去好像没气儿了。   　　路边男尸   　　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车站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120救护车已经先一步到达。医护人员证实，地上这名男子已经死亡。打眼一看，这名男子背部、胸部有大面积软组织损伤。分局刑侦大队孙晓卫大队长带着法医、技术员和侦查员也赶来了。   　　现场南边四五十米远有三户农家老宅。在农村，村民搬进了楼房后，这样老旧的平房就没人住了。民警发现，东边、中间两户的门上着锁，而西边农户的房门却敞开着。走进去一看，房间里扔着些旧拖鞋之类的生活垃圾，显然有不少人住过。可是，房子里却没有床，只是地上扔了几块床板。这个地方属于行者街办小寨村西河组，房东是个六十来岁的老汉。民警找到老汉，把他吓了一跳。他说，年前，有个自称 “赵建军”的甘肃人来找他，说要租他的房子。这么荒僻的地方，有人竟然会来租房子，这跟天上掉馅饼有啥区别？老汉乐得哪还顾得上管人家租房子干啥！他家里一共三间老房，说好一月房租一千元。他也没留赵建军的身份证复印件，就手机里存了个赵建军的手机号。   　　勘查现场时，技术员在地上找到了一张2月12日从安徽省明光市到西安的火车票，车票上显示的乘车人名叫“卞阳”。通过身份信息，关联出他的手机号。调查发现，卞阳2月12日到达西安后，打了几个电话，手机就关机了。民警证实他就是死者。   　　经查，卞阳时年36岁，安徽省明光市人。他是一名电焊工，多年来一直辗转于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在北京、郑州和石家庄都呆过。2012年，卞阳离了婚,六岁的女儿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着。年前，卞阳刚刚失业。家人说，春节过后，卞阳在网上看到一条招聘电焊工的信息，人家承诺的待遇不错。2月12日，卞阳来到了工地所在的西安市临潼区。   　　案发当天，卞阳的手机再次使用。从10时23分到14时21分，一共打出了15个电话，分别打给其父母、哥哥、姐姐、姐夫，以及他最要好的几个朋友。经了解，卞阳打电话的内容都是借钱。   　　他说，他在外面骑电动车，不小心把人给撞了，人家摔伤了头部，现在急需一笔钱，给人家做开颅手术。接到他的电话后，卞阳的家人很紧张。他们在一起商量，一致认为卞阳是被传销团伙控制住了，是别人利用他向家里骗钱。既然是诈骗，识破了，谁还会上当呢？家人牵挂卞阳，电话再打回去，手机却关机了。家人怎么也没料到，弄不到钱，人家会要了卞阳的命。   　　小寨村有个老太太，孙子在附近的小学上一年级。每天下午四点，孙子放学，她得骑电动车过去接一趟。这天，临近四点，她骑着电动自行车往学校赶时，看到有五六个小伙子从石榴园旁那排平房往大路这边跑，其中有人身上还背着一个人。民警走访时，老太太说她当时急着去接孙子，也没停下来看仔细。   　　从尸体处向东50米远，路北有个加油站。调取加油站的监控可以看到，老太太骑着电动车自西向东经过之后两分钟，六名男子也顺着同样方向跑了过去。为掌握这几个人的去向，专案组当即抽调20多名侦查员，一路调取了上百个监控。民警发现，这六名男子顺加油站东侧那条南北向的路，拐上了行者一号路，然后又向东跑。在石油城门口，他们两人一组，分别挤上了三辆等候在那里的电动自行车。这伙人一气儿跑到了五六公里外的芷阳村西庵组。和小寨村西河组情况相似，民警也找到了一处看上去刚刚人去屋空的老宅院。房主五十来岁，见警察找上门来，一脸的惶恐：“我那个老庄子没住人，有人要租，一个月给三百元，我就同意了。租房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说是叫个‘刘国柱’，我连他个电话都没留呀。”房主说，听口音，刘国柱是个河南人。   　　从房间里留下的一些生活垃圾中，民警们尽可能地搜寻着各种有价值的破案信息。在一只丢弃的空烟盒上，技术员提取到一枚指纹，比中了一名嫌疑人。   　　传销内幕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到了传销团伙，都不再叫名字，而是称“张老板”、“李老板”和“王老板”。而且，他们本来可能根本不姓张、不姓李，也不姓王，像在演戏一样。只有高层的人知道低层的人来历，低层的人对高层的人都是一无所知。传销团伙一般分为四个层面：总经理、经理、主任和老板。像卞阳这样新来的人，就属于“老板”，是最低一层。   　　赵建军属于主任一级，负责临潼这个团伙的日常事务。他的上线经理自称刘婷，是个49岁的山东女人。过去，他们团伙在南昌的时候，刘婷是他的主任。从主任升为经理，就好比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苦日子就算熬到了头。刘婷平时不来临潼，只是每个月发工资时来一次。来了，也就给大家讲讲课，当天就走。到了这个级别，人家可就体面了，飞机来、飞机去，到他们这儿来，也得打个像样的网约车。总之，经理一来，气场十足。她不光是“老板”们的楷模，也是大、小主任们的榜样。   　　刘婷把工资发到赵建军手上，赵建军再往下发。团伙人员中，工资分为两级：赵建军是大主任，还有一个小主任，就是刘国柱。两个主任，一个月的工资一人280元；其他 “老板”们，每人一月140元。   　　作为主任，赵建军当然还有别的来路。比如，他租房子，刘婷给的住宿费，一个月最低是5000元。以他管的临潼这俩窝点来说，小寨村西河组那一月房租1000元；芷阳村西庵组房一月房租300元。显然，从住宿费用上，每个月赵建军都有赚头。另外，和所有传销团伙一样，从吃喝方面，赵建军也是能省尽量省，以不饿死人为原则，营养根本谈不上。   　　传销团伙的收入，来自“传”与“销”。传，就是拉人头。人来了，就得买东西。对于旧人来说，是销；对于新人呢，就是买，得自己掏腰包。至于传销人员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什么都可能。但是，若问他们见过产品没有？压根儿就没有。赵建军他们这个团伙，对内声称卖的是天津一家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产品。这家公司就是通过直销卖自己的产品，可以在网上查到。   　　赵建军团伙“销售”的这种化妆品，一套3900元。它的分成是这样的：老人儿李四带来的新人每买一套产品，刘婷要给赵建军提成1050元。这1050元中，李四可以提成一半；剩下的525元，要由大主任赵建军、小主任刘国柱以及当初拉李四入伙的张三再均分。这3900元中，刘婷又能得到多少呢？后来，刘婷归案后，民警得知，卖出一套“产品”，她能提成280元。剩下的钱，刨去团伙的生活成本外，她得一分不少地上交“总经理”。总经理自称也姓刘，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四川德阳人。刘婷与这位刘总只见过一面，刘总看上去保养得很好。如果说刘婷勉强算个中产阶级，那么刘总一看就是个“成功人士”。这一点，从他的衣着、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感受到。刘总召见时，刘婷刚刚由主任升为经理不久。而在以前，一个主任是完全没可能见到总经理的。这次见面，刘总请她在一个海鲜餐厅吃了顿饭。饭桌上，刘总给了她一张手机卡，让她用这张卡跟他单线联系，要随时保持畅通。这种手机卡是网上卖的黑卡，没有实名登记。后来，刘婷发现，刘总的手机号会经常更换。刘总随时可以找到她，而她这个下线却经常联系不上人家。   　　传销团伙要生存下去，就得不断拉来新人。和别的同行办法差不多，赵建军他们拉人的路数，也无非这样几板斧：一是让团伙成员在网上加好友，哄骗年轻人前来会网友。一般来说，咬上这种鱼饵的，年轻男子居多；另外，就是骗熟人来旅游。为什么把传销窝点放在临潼？临潼有兵马俑、华清池，名气大嘛。第三板斧就是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比如，酒楼招厨师、服务员、建筑公司招聘电焊工、挖掘机司机等。卞阳是电焊工，属于需要被严加看管的新人。   　　一口四川话的魏姐专门负责上网发布假招聘信息。魏姐虽然只是个普通的“老板”，却比别人更有地位。平时，魏姐负责买菜、做饭，虽然她只能买最便宜的大路菜，甚至还会去捡别人丢弃的烂菜叶儿回来，但毕竟她的手上可以有一点经济支配权；作为资深人士，她还常给初来乍到的新成员讲讲课，为大家打打鸡血，这让文化程度并不高的魏姐，能够享受到学生对老师的才会有的那份尊重。她还能受命去网吧发布假招聘信息，也充分说明，主任对她是格外信任的。   　　当然，魏姐也照样没有行动自由，不管买菜，还是上网吧，她身边也都会跟着人。比如，上网吧时，她的身边就常跟着她的“小主任”刘国柱。刘国柱也没有自由。团伙坐租来的中巴车前往衡阳的路上，刘国柱下车尿了一泡，走得稍远了一点，一回来就遭到赵建军的当众训斥：“你都当主任了，怎么还不懂规矩？”吓得刘国柱赶紧赔不是。   　　下手重了   　　“明天，你让人把这个新来的送走。”2月11日晚，赵建军跟他的手下刘国柱这样交代：“先把家搬了，再动手。”   　　赵建军说的那个新来的，就是卞阳。说起来，这个卞阳让赵建国已经十分恼火。这家伙挺鬼，来的时候，身上居然就没搜出几个钱。他说，他是来挣钱的，身上没带钱。按传销团伙的规矩，新人来了，虽然行动受限制，却一定在团伙里受到优待。大家吃得都很简单，但给新人，却会特殊照顾；别人总得干些活儿，可新人什么都不用干，大家会把他们侍候得十分周到。怕人跑了，所以晚上不让他们到外面上厕所。卞阳的便桶都是别人提进、提出。白天，团伙采用车轮战，给新人洗脑。团队里各种人五人六，都会粉墨登场，从不同角度给新人分析加入团队后会有怎样的远大前程。头四天算一个“疗程”，一般来说，谁也经不起这样软磨硬骗。不就是花几个钱吗？甭管什么产品，都得买上一套、两套，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可是，这个卞阳却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大伙儿磨破嘴，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一套产品也不打算买。凭经验，赵建军知道，这样的人是留不住的，所以，他吩咐刘国柱把人送走。   　　当然，传销团伙好不容易骗来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让你走的。走之前，一顿饱打是免不了的。打人不是为了出气，主要还是为了弄钱。在新人来到后的五至七天内，必须买十套产品，才能放他走。传销就是老鼠会，最怕警察找上门。所以，收拾卞阳之前，赵建军吩咐手下，把家从小寨村先搬到芷阳村。   　　刘国柱挑了五名年轻力壮的打手，由他们给卞阳“上刑”。打手中有个本名叫姜马棚的货，脑子本来就少根筋，骨子里就有暴力倾向，他甚至能发明出一些折磨人的办法来。在他非人的折腾下，打了15个电话都没要来钱的卞阳终于交代，支付宝里还存有8100元。就在咽气之前，卞阳将这笔钱转入姜马棚的支付宝上。   　　虽然人不在窝点，但刘婷对窝点发生什么事都知道。每天上午十点和晚上十点，赵建军都要雷打不动地向这位上线汇报工作。这天，打手们失手把人打死之后，姜马棚马上跟赵建军作了汇报。赵建军也马上拨通刘婷的电话，跟她说了。只不过，他没敢说把人打死了，只说把人打重了。“赶快送医院！”刘婷当然不想惹上命案，可赵建军他们这会儿怎么可能再往医院送呢？骑电动车老太太看见背着人往外跑的那帮人，就是赵建军和五名打手。   　　逃到芷阳村，赵建军知道，警察很快就会追来。赵建军再次给刘婷汇报，说他们把人往路边一扔，看到120救护车把人拉上车，才跑的。听说他们想搬家，刘婷也猜到，这回事情肯定严重了。请示刘总之后，刘总拍板，搬到湖南衡阳去！   　　案发当天下午，赵建军、刘国柱等人率领一干手下，从西安三府湾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先往洛阳跑；到了洛阳，他们没敢住店，又换车往驻马店跑。传销团伙都是集体行动，成员得互相监视。坐长途车，有诸多不便。他们中还有新入伙的成员，随时都会找机会跑掉，这就使长途搬迁变得更为艰难。到了驻马店，赵建军给刘婷汇报，打算包一辆车。 “这得多少钱？”刘婷有些作难，这样一笔额外开销，她得跟刘总汇报。“钱你不用管，我这儿有。”赵建军已经问过价钱，从驻马店包一辆能把18名团伙成员都装下的中巴车，得8000元。他早就盘算好，这笔钱就从姜马棚最后从卞阳支付宝里弄来那笔钱里支出。都是洗过脑的人，姜马棚把卞阳那儿弄来的钱一点没打埋伏，全都交给了赵建军。赵建军对上线也绝对忠诚，根本没打算给“组织上”添麻烦。   　　衡阳收网   　　根据赵建军的手机号，专案组还是很快确定了他的真实身份。他的本名叫杨建喜，陕西宝鸡人，2014年曾因搞传销非法拘禁他人，被江西南昌警方抓获，服刑9个月。刘国柱当然是也假名儿，他的本名儿叫贾延钢，河南南阳人。民警是从杨建喜的手机上关联出他的，经芷阳村西庵组的房东辨认，确定贾延钢就是化名刘国柱去租他房子的人。通过杨建喜的手机，专案组还关联出一对来自重庆的年轻夫妇来，怀疑他们也是团伙成员。另外，技术员从烟盒上提取到的那枚指纹，比中的人正是人称“魏姐”的税长英。46岁的税长英是四川宜宾人，2015年曾因传销被临潼分局秦陵派出所民警带回所里审查过，也因此留下了指纹信息。这五名嫌疑人被确定下来后，专案组将他们全部上网追逃。   　　2月20日上午10点，那对被监控的重庆夫妇中，丈夫有了酒店开房信息。专案组立即联系衡阳警方，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分局广东路派出所民警马上赶到酒店抓人。结果发现，开房的人并非那个重庆小伙子，而是杨建喜。连着跑了三天，杨建喜觉得自己身上都要臭了。到了衡阳，将团伙成员分为三个窝点安置下来，他就赶快溜出来洗澡。团伙成员的身份证都在他手上掌握着，也怕自己会被警方盯上，他是用那个重庆小伙的身份证开的房。   　　中午12点，临潼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朱国峰、民警张小定坐上最近一班高铁，火速赶往衡阳；随后，第二批民警也坐下一班高铁赶去。在衡阳警方的大力配合下，这个团伙18名成员一个不少全部到案。经甄别，有三名受害人当天就获得了自由。   　　3月29日，临潼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和非法拘禁罪”，对杨建喜、贾延钢及姜马棚等五名打手批准逮捕；以“非法拘禁罪”对税长英等八人批准逮捕。   　　虽然这是一个因传销引起的命案，但要追究这些人的传销罪却并不容易。法律规定，团伙必须30人以上，且到案的传销人员至少要有三个等级，才能追究传销罪。4月17日，杨建喜的上线儿、化名“刘婷”的山东德州人张桂岭被临潼警方刑事拘留，她的罪名也是“非法拘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