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能参与大授衔的绝对是一个军人无上的光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资格参加55年大授衔的人员比例实在太少：当时我军精兵简政之后还有400余万人，而符合授衔资格的最终不过64.5万人，大约只有总兵员人数的七分之一。

在这64.5万人中级别最低的是副排级的准尉，有11.3万人；然后是比例最高的尉官群体，有49.8万人；再往上是校官，有3.2万人；再往上走就是将官了：少将有802人，中将有175人，上将有55人，大将有10人；再往上就是万众瞩目的的开国元帅，也是10人。

因为我军的军衔制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所以授衔人员中女性的比例有些偏低。授衔时女兵总数从建国初11万人骤减到1万余人，其余90%以上女兵陆续复员、转业到地方。

在1万余名女兵中1955年有4665人参加了评衔，产生了女性尉官3730余人（后补授140余人），女校官43人（后补授30余人），但是女将军只有1人，她就是开国少将李贞。

10大元帅夫人有4位参加了授衔，罗帅夫人林月琴还是大校，10大将夫人也有4位参加了授衔，谭政夫人王长德也是大校，两人距离少将都只有一步之遥。而曾任红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资历和战功都超过了李贞，但是为何最终只有李贞成为了唯一的女将军呢？

开国唯一女少将李贞

原因之一，李贞的革命历程，是旧社会进步妇女追求解放的缩影。

1908年正月的一天，一个女娃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贫困农家，因为家中已经有4个姐姐，在旧社会“无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观念下，无论是爷爷还是父亲都不欢迎这第5个女娃娃，所以连取名都没有找先生，而随意用了一个“旦娃子”作为女娃的代号。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个家庭既看不到摆脱贫困、又看不到传宗接代的希望，当第6个孩子出生后家里发现还是一个女娃，贫病交加的父亲一病不起不久去世。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给“旦娃子”找了一个姓姓古的人家做了童养媳，那一年她才6岁。

从6岁迈进古家的大门，“旦娃子”小小年纪就像佣人一样整天操劳。等熬过了10年光景“旦娃子”出落成一个大姑娘，就被古家安排和20岁的古天顺成了婚。古家有3个女孩只有1个男娃，被家里溺爱的古天顺对妻子并不珍惜，整天不是打就是骂。

就在“旦娃子”两眼一抹黑看不到出头之日时，家乡来了红军。

在姐姐的鼓励和带领下，“旦娃子”勇敢地迈出家门，秘密加入了妇女协会并改名“李贞”，为了革命要“坚贞不屈”。1927年7月，李贞加入了司令王首道、政委张启龙的浏东游击队。

红军时期的李贞

原因之二，李贞在红军、抗战、解放时期，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红军时期李贞的职务就不低，早在1932年的湘赣边区，年仅24岁的李贞已经是红军妇女团的政委，在同一时期同样的年龄不少开国上将也是团级干部。不久，李贞又在萧克的红6军团出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红二、刘军团合编为方面比特币挖矿教程军后，李贞是甘泗淇政治部的组织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前时期，李贞在八路军妇女学校担任校长。不久李贞到了前线，担任120师教导团的组织科长，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夫妻同为120师师部工作。抗战后期，甘泗淇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而李贞是20师政治部主任。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职位来看，李贞授中将也是绰绰有余。

到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李贞和丈夫甘泗淇一直是神同步，两人在彭总纵麾下一个担任政治部主任一个担任政治部秘书长，从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到志愿军，甘泗淇和李贞的工作一直备受彭总赏识。而李贞这个志愿军政治部的秘书长，还是彭总亲自点的将。

从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时期到抗美援朝，李贞一直战斗在一线。

李贞、邓大姐、陈赓等人在延安

原因之三：从我军山头和渊源来看，李贞是贺龙第二方面军的代表。

1955年授衔，山头和渊源的平衡因素也是要考虑的，比如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的115师、120师、129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和华北军区部队，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与国内部队、军事院校等。

在4位开国女大校中，罗帅夫人林月琴、谭政大将夫人王长德来自红四方面军，授衔前一直没有离开军队；而来自红一方面军的萧月华被特批为大校，一个重要因素是红军时期经博古撮合，嫁给了李德为妻子；毛诚虽然没有参加长征，却是东北抗联的代表。

李贞虽然与丈夫甘泗淇同属政工干部，但两人的分工有所不同。在红军时期甘泗淇和李贞一直是上下级关系，在抗战时期甘泗淇和李贞则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部门，到了解放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李贞和甘泗淇的岗位相互补充，所以夫妻二人同以政工干部参加了授衔。

当然，李贞的业务能力很强，无论是红二方面军的贺老总、晋察冀根据地的聂帅，还是抗美援朝战场的彭总，对李贞的工作能力都高度认可。就连主席在授衔时，对李贞也印象深刻。

萧华、邓华、甘泗淇和李贞

原因之四，李贞有一大优势很多女将不能比，那就是她一直没离开军队。

参加授衔时，李贞的职务是防空军干部部部长，被授予少将军衔应该说不高也不低。像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兵团司令贺晋年也不过是少将。而作为总政主任罗荣桓助手的甘泗淇，则被授予上将。

当然，单纯从资历和军功等方面来看，有一些女干部比李贞的资格更老。

比如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红军总司令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在红军、抗战时期的职位比很多上将、中将都高，但建国前后两人都离开了军队，所以没有参加评衔，而8位参评的元帅、大将夫人，直接从事军队工作的不多，也没有人能超过李贞。

当然，也有几位资历、战功比李贞更老的女将，由于种种原因与军衔擦肩而过。

比如，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的30位女性中的女将王泉媛和吴富莲，红军时期就都是团级干部，和李贞不相上下。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别担任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团长和政委。

1937年4月，在河西走廊遭遇马家军围攻的吴富莲和王媛泉被俘。25岁的吴富莲性格刚烈，不甘受辱吞针牺牲。而24岁的王媛泉不幸落入虎口，1939年3月才逃到兰州，但是无人证明归队被拒，逃难多年寻找组织未果，9年后嫁给了农民刘高华。

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是女将中最有希望超越李贞的，但因为年轻时期有留苏经历，建国之初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错过了授衔。当时纺织工业可是要害部门，像“上青天”等大城市都是以纺织工业为主，这是对张琴秋的一种重用，也是一种肯定。

以上原因综合在一起，李贞就幸运地成为1614名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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