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针对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设计管理、运行模式等内容展开阐述，并称研发历时五年现已“呼之欲出”，彰显出我国央行层面对数字货币研发投放的充分信心。

　　从央行支付司穆长春的阐述来看，针对数字货币我国监管部门既有对其角色定位的深度思考，组织架构的审慎抉择，也秉持了包容市场、竞争优选的开放务实态度。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与实践充分考虑吸收了我国国情，从投放模式、账户结构的设计，到支付便捷性、安全性的用户体验，均体现出我国对数字货币的实质研究和理性把握，也将成为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投放胸有成竹的底气。

　　从角色定位和体系设计来看，央行数字货币的运行模式将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在避免对现行经济运行方式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发挥其安全便捷的流通优势。

　　注重替代M0的角色定位，能够提高数字货币运行效用的最大化，有效避免当前已有系统的紊乱和资源的浪费。目前我国对数字货币的需求主要为小额零售的高频支付场景，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将满足便携匿名的现钞替代功能，同时又能在分布式账户等技术支持下有效避免伪造洗钱等流通风险。一方面，当前我国各类网络支付手段快捷可靠，普及率极高，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也在市场推动下不断精进，现有系统的支付效率及更新速度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央行数字货币替代M1、M2产生的边际效益将远远小于M0，并且会造成现有支付系统和运行资源的成本浪费。另一方面，如果替换M1、M2，其与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关联本质将大大复杂化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对银行存款的影响将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入信贷市场，并引发乘数效应，甚至造成金融脱媒和存款挤出效应，引发货币超发等失控情况，扰乱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从体系设计来看，“中央银行-代理投放的商业机构”的双层投放模式将有效保障现有货币体系中债权债务关系的纯粹性，中心化的管理模式捍卫了央行在货币流通中的权威地位，也为数字货币提供了无差别的信用担保，为其流通提供了基础支撑，同时能够通过央行背书的信用优势抑制私有数字货币的市场流通，从而巩固我国货币主权。而商业机构的代理投放又充分考虑到我国地区差异较大的发展国情，能够借助代理机构的触角将数字货币投放到全国各个角落，实现央行数字货币流通的广泛覆盖。

　　值得注意的是，央妈之于数字货币，不仅有对待孩子般保驾护航的规矩束缚，还有对其少年可期的活力释放。在技术路线上，央行层面将保持中性态度，不预设标准答案，不依赖单一路径，充分尊重市场竞争下的长期技术演进。在满足基本门槛的前提下，集中账户体系、分布式账本、电子支付等技术路线拥有参与竞争的平等机会，且鼓励不同技术体系协同发展，以释放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和资源配置效用。

　　此前Facebook对Libra区块链网络计划的发布，似乎敲响了全球数字货币时代的警钟，以数字货币为代表的创新突破，将关系到民族未来竞争力和国家主导权博弈。监管机构应站在国家利益的制高点，主动引导鼓励区块链领域的创新，建立先发优势，从理论化研究的纸上谈兵中跳脱出来，通过授权国内高端区块链技术企业试点运行，把数字货币的推进真正落到实处。

　　在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变革威胁面前，央行主动适应调整，敢于激励创新，为数字货币的探索和成长保驾护航。从穆长春此番阐述来看，无论是角色定位、投放模式还是技术路线的竞争基调，均体现了我国监管部门在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立足国情对安全底线的把控和技术细节的推敲。相信未来我国将在移动支付领先优势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数字货币领域掌握国际主动权。（作者系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本文来源：盘和林经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