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次冠状病毒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称为大封锁 (The Great Lockdown) 。它跟1930年代的大萧条不一样，意味着疫情舒缓后新加坡需要创新思维来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问题。

这次大封锁，多国政府与央行实施了具有针对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减少疫情对企业持久创伤，尽量保住企业正常运作的能力，为经济复苏，企业商机重回到发生疫情前的水平做好准备。

不一样的危机

但问题是即使疫情舒缓后，原有的经济活动还会存在吗？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吗？ 即使产品有需求但企业的生产会受到全球产业供应链的中断或重组的影响吗？

很显然的，这是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尤其像新加坡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与投资，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的外向型经济体 ，何时经济能恢复正常增长，要看疫情在全球何时被控制下来，多国何时解封松锁，跨境人流物流何时恢复，还有全球供应链如何重组布局等。

即使疫情被控制下来，阻断措施的解除是分阶段进行的，企业可能需要在更长时间内实施防疫措施。总之，在接下来的至少两年到三年内，许多企业要恢复原有业务模式或原有的生产水平是不容易的，严峻的失业问题也不容乐观。

创造“远程经济”与“零工经济”的新思维

也就是说，至少接下来的两年到三年，我们应该聚焦在为新加坡国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只是保住原有的企业，等待原有的产品与服务复产复工。

政府最近设立了“越战越勇工作小组”，希望在疫情舒缓后，能制定政策帮助企业将危机转为商机，同时共同合作开创更多新的机遇。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新加坡要加倍努力，快马加鞭推动与数码经济相关的升级版基础设施与全民科技教育以迎接 “远程经济”（distance economy）的到来。这次疫情，由于需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将永久性的改变一些经济活动和企业经营模式。 “远程经济” 造就非接触连接商业与服务的加速兴起，带来在线课堂与教育、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线上商业活动、无人场景交易与服务等。如高德纳公司（Gartner）在今年四月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四位财务总监就有三位打算在疫情后永久安排至少百分之五的雇员居家办公。科技巨擘如谷歌，推特，脸书等更不用说，都正在筹备让员工永久居家办公的选择。可以说，“以办公室为工作中心的时代”已开始动摇了。

其次，这次疫情加速了数字全球化，从物理世界更快走向跨时空没有国界的数字世界，可说是全球化2.0，“零工经济”（gig economy) 也因此获得了更肥沃的成长土壤。 因为可以在家办公，因此零工和公司或服务对象的地点分离变为可能；或者说，零工的工作能力或技能，就象物理世界里的各种產品，可以自由的在全球寻找最高报酬的买方或服务对象，这将为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挑战。如果新加坡趕不上前沿科技的世界或者吸引顶尖科技公司落户新加坡，那么以后新加坡的新科技一代很可能会成会零工，为新加坡以外的公司服务！再来，由于零工更具“自主性”，人力资源管理会更趋向”横向协作“的管理方式；还有，有异于传统的公司福利制度，与零工福利养老等相关社会问题也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

“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着眼国内创造机会

因为这是全球大封锁 ，新加坡与多国的经济联系短时期内不会完全恢复过来。我们因此有必要着眼在国内创造机会。利用这个时间窗口为新加坡长期的生存与发展建立更稳固的基础。

一、这次疫情彰显了人类社会数字化与信息化迁徙的重要性。数字化与信息化可以有效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水平。

中国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始人肖风先生最近在题为《疫情是人类社会数字化迁徙的助推剂》一文写道：

“在这场疫情中，凡是数字化做得比较好的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反应和行动都会更迅速，更有效率。比如中国的本地生活早就已经数字化了，所以我们才能像武汉那样封城，即使不允许大家下楼也没有关系，有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帮你做这些事情。在数字化程度不够的国家，不可能做到武汉那样。”

新加坡在动员国人利用科技如 “合力追踪” （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等追踪感染源头措施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政府强调 “社会防卫”（Civil Defence) 和“数码防卫”（Digital Defence）是全面防卫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考虑更积极推动和鼓励国民的数字化生活包括科技应用，在必须保护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采集国民的各种生活数据，以便我们日后再次遇到天灾人祸如瘟疫，自然灾害甚至战争时，利用信息技术能更快速正确分析问题，快速调动适当资源，快速行动以解决困难，保家卫国。

二、这次疫情凸显国家战略物资的重要性。传统思维是新加坡国小，缺乏天然资源，所以国家需要累积足够的储备金，遇上危机时就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解决问题。但是这次全球为了抗疫而封城锁囯，物流人流中断，多国也禁止物资出口，先照顾自己国民的物资需要。对新加坡来说，除了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医疗配备的缺乏，也发生日常基本粮食和用品等供应比较紧张或者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做更坏的打算，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效能以应付万一事态极度严重如国际交通完全瘫痪或者危机延续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会不会出现有钱也可能买不到急需物资的情景。

有鉴于此, 疫情过后我们应该模拟各种灾难情景, 全面慎重检讨哪些战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如加速以高科技运作增加食品生产；或者可能的话, 甚至考虑向邻近国家租用土地进行战略物资的生产并立约保护我国包括在非常时期的权益；或者需要扩大增强哪些战略物资的储备，以满足面对灾难时国家基本生存的需要。这些决策的安全考量不妨高于效率考量、强调关键核心环节的自给自足。也不妨考虑设立国有或社会企业来操作。在平常时期, 可以调剂物资余缺、平抑市场物价剧烈波动。对物资储备的存储数量、轮换周期，进行动态管理以维持物资的有效期或食品的保鲜期。在轮换物资时可以把原批的物资在有效期或保鲜期内以合理优惠价格转售给一些社会或公益组织，即可以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又能造福人群。

三、有关当局可以全面检讨，考虑把一些维护新加坡长期生存或者优势的工程项目提早规划提前实施，同时创造就业机会。比如改善排水系统解决，建造圩田和堤坝，扩大蓄水池等工程来应对气候暖化将造成新加坡水平面上升，从地底下行驶的地铁列车到位于低洼地区的住宅、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都会大受影响等问题。再来是“新基建”。在中国，“新基建”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加坡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定义和打造我们的“新基建”，创造即将到来的“远程经济” 的环境优势，继续引领区域的数码经济。

总之，政治伟人丘吉尔曾说 “不要浪费一场危机！”。我们可以善用这次疫情带来的机遇，从根本上加强社会、经济和环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又有助于拉动经济，创造就业，何乐不为。

作者

白士泮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