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些传统经历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使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与其他民族明显不同的人——中国人。

那么是哪些传统使中国人成为与众不同的中国人呢？即，我们是凭哪些独特的思维、行为方式——成为中国人的呢？我认为从大的方面可以归纳为“五道”和“两观”。“五道”：（1）“阴阳之道”，这是中国人的宇宙观；（2）“中庸之道”，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3）“义利之道”，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4）“礼仪之道”，这是中国人的交往之道；（5）“君子之道”，中国人的做人准则。“两观”：一是信仰的“天命观；二是“诗性的审美观。

正是由于这“五?二”七个方面的传统，才使我们每个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

一、“阴阳之道”。中国人对宇宙的认知方式是很特别的，那就是来自《易经》的“道”。什么是“道”？《 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整个宇宙是由分属阴阳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组成的。

别小看这个阴阳“二元”宇宙观，我们认为很简单和普通，而且习以为常，实际上整个世界只有中国主导的东方文化是这么认识的。 西方人的宇宙观是一元论的，从古希腊开始就认为宇宙是由不可再分的原子构成。古印度的宇宙观则是多元论，所谓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多元世界中的“有情界”又分欲界、色界、无色界。古埃及也是多元论的宇宙观。

这么看我们就清楚了，只有中国人发现并用“阴阳”的二元论来描述世界，归纳世界，对宇宙进行了“格式化”。我们把“阴阳”变易的规律把握宇宙世界。主要是“阴阳”相互转化的规律，比如盛极则衰，否极泰来；“阴阳”相克相生的规律，比如“五行”讲的就是相克相生、对立统一；“阴阳”互补共存的规律，比如，男女，日月，虚实，这些概念，充满了阴阳互补共存的理念。实际上，一部中医理论的“四诊八钢”，就是阴阳二元宇宙观的具体运用。

中国人把“阴阳之道”的这些规律，当成宇宙世界最核心的规律。这个只有中国人，甚至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用“阴阳之道”把世界讲明白。中华文明圈之外的人，即使是理论家，也不是很清楚。西方人到了黑格尔那儿，才弄明白这一点，出现了艰深的“辩证法”，对中国人来说，那就是简单的常识。

二、“中庸之道”。中庸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个思想从源头看，来自道家的那个“阴阳”自然宇宙观。既然自然宇宙是“阴阳”变易的结果，那么这种变易就有一个相对最稳固的常态。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相对稳定性，来自于“阴阳”的相互妥协的最佳状态，这个状态就是阴阳适度、不偏不倚的“中间”态，即“中庸”。

儒家从道家对自然规律的描述中获得了灵感，把自然的稳定秩序规律应用到了社会的秩序方面，提出了“用中”即后来的“中庸”理论，而且用这种理论完全排除了其他理论的地位。到了汉武帝时，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中庸”的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思想，逐步的成为中国人的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追求“稳固”，“中庸”是把稳固放在第一的考量的；但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动态的、变化的，稳固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任你如何“中庸”，矛盾到达一定程度终会打破这种“不偏不倚”的状态，向新的秩序演进。这就是中国人思维的局限。

“中庸之道”的确是中国的传统。和这种“中庸”的思维方式比，西方和佛教的思维正好各执两个极端。这个可以拿《礼记.曲礼上》的一段话做个简短分析。他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这是中国人的态度。西方人的态度是“傲可以长”，值得骄傲就骄傲，有什么不可以长？佛教的态度是“傲应当无”，人不能有“傲”；西方人的态度是“欲可以纵”，佛教的态度是“欲应当无”；西方人的态度是“乐可以极”，西方的极乐世界是追求啊，佛教的的态度是“乐本就无”；西方人的态度是“志应该满”，就是要踌躇满志，佛教的态度是“志应该消”。而我们中国人的“中庸”思维是傲、欲、乐、志，不能无也不能极，要取有无之间的最理想的中间状态，这就是中国人。

三、“义利之道”。这是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这个取向是中国人宇宙观、思维方式在价值选择上的具体落实。人是由“精神性”和“物质性”构成的高级动物。这就决定了他必定要平衡好“精神性”和“物质性”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人都要追求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人又要坚持在社会中形成的精神价值或者说道德价值。这两者从理论上说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又是矛盾的。

面对这种矛盾，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利”和“义”既注重兼顾、又有所取舍的价值取向。第一，这个取向追求“义”和“利”的高度统一，既获利，又符合“义”的标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这句话承认了“兼得”的合理性，也是“义利”统一的最理想的状态。第二，“二者不可得兼”时，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了“义”的最高的、第一位的标准。这个观点在“不义而且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中得到了最标准的诠释。

以上总结矿币机中国人的“义利观”：（1）理论上“义”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它超过了“利”。（2）实践中最佳的结果是“利”、“生”与“义”的高度统一，即“兼得”。（3）当“二者不可得兼”时，舍“利”舍“生”，取的是“义”。“义”还是第一位的。这个价值取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护卫中国人精神追求的重要的、宝贵的传统。

四、“礼仪之道”。这是中国人典型的交往方式。我们号称是“礼仪之邦”，生活中大部分规范往往来自于道德要求的各种礼仪。

“礼”是内在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因为是抽象的所以不好把握，也不好传习；因此先秦圣贤通过实践的积累和总结，把这些道德要求归结为一系列的“仪式”，使单纯抽象的“礼”成为可遵循、好把握、便于传习的“礼仪”。中国人就是把这些“礼仪”，当做比法律还重要的准则去执行的。

法律在中国人的心中并不是不重要。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两个方面在适用方面的意义是不一样的。（1）法律解决的主要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当然它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到极端特殊情况，一般情况下中国人不打官司，不依靠法律。法律对中国人来说，传统上就是调节个体的人与官府的关系。一般意义上，“犯法”代表的是触犯了“官府”。（2）礼仪管的是普遍的社会秩序，调节具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礼仪。所以“礼仪之道”是中国人最普遍、最核心的交往理念。

这个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国人，而且影响了整个东方。尤其是现在的日本。

五、“君子之道”。在美国如果要问一个人，怎样才能证明一个人做人的成功？回答大体是这样几条：（1）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遵守法律，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服兵役。（2）对未知的世界或者领域有极大的创造力，有所发明。（3）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巨大的成功，或成为总统，或成为巨富等等。那么以同样的问题问中国人，做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回答肯定不必那么复杂，就是简单的两个字：君子。

是的。“君子”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标准。它有时候和“小人”对应使用，指的是做人的最低标准；有时候单独使用，指的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很重要而且独特的是，当我们用“君子”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是对这个人最高的赞誉；但这种赞誉，和这个人几乎所有的物质性东西都没有关系，比如财富、地位。君子可以是有财富、有地位的人，比如“春秋五君子”；君子也可以是没有财富和地位的人，而且“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安贫”还是君子的重要品德。这说明，中国人做人的“君子”标准，是超越了财富和地位的，是一种人格的平等的标准。这个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么“君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核心、五个特质”来界定。

一个核心是，君子是把精神性追求放在第一位的人。这个是核心。君子的价值观，就是绝对第一位的精神追求。他不会把财富和生命放在第一位，也不会考虑生命、财富与“义”的兼得——这个就是君子和普通人的区别。普通人的“兼得”是合理的，但君子不会用“兼得”的变通降低精神性的崇高追求。虽然俗语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但这不是经典中对君子的描述。经典对君子的描述就是“君子固穷”。这是一个核心。

“五个特质”：（1）“仁”，和“慈”并用为仁慈，一种爱人的能力。仁者爱人。（2）恕，站在人性的高处要求自己，站在人性的低处宽恕别人，宽恕众生，不以自己的崇高标准苛求众生。（3）智，这个“智”主要是精神性的智慧，物质性的智慧被称作“奇技淫巧”。更多的是诗书琴画等等。君子四友号称“梅兰松竹”。（4）义，坚持道德操守并勇于体现在无所畏惧的行动上，主要是护卫关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的一往无前和誓死执着。（5）变，君子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机械迂腐执行道德规则，他是秉承了中华核心辩证文化，具有“变通”的处理尘世事物能力的人，传统文化鼓励君子因“便”而“通”，取得主导社会、引领社会的机会和权力。不同的是，君子“变而不迷”，能做到万变不离其中。“春秋五君子”就是这样的典范。

以上就是中国传统核心的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换句话说，当你说你是一个中国人的时候，上述五个方面已深入你的骨髓，你总是在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按照这五个方面的规律在思考、在做事。

六、中国人的信仰和审美。这两点也是塑造中国人精神特质的重要方面。（1）宗教方面。中国人不重视来世，不信鬼神，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中国人也有信仰，他们信“天”，信“良心”，信“祖宗。在信仰方面，可以归结为偏唯物的“天命观”。（2）审美方面。中国人身上都具有浓郁的“诗性”，即诗性的审美观。这个传统来自《诗经》，它对中国人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每个中国人都有诗性气质。诗性以感性消弭了理性，以美感解构了神性，以悟性转移了物性。西方人的审美截然不同，他们的审美核心是“神性”。诗性审美使中国人具有道德浪漫主义情怀，战略思维发达，崇尚必然和正义。处理危机时因为相信必然，总是处于被动的守势，经常“后发制人”。